◆ 申 文

      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四天闭门会议，被国际舆论推测为胡锦涛时代的正式开始，也被国内媒体标举为中国进入又一个转折时期。
      在中共历史上，转折时期举不胜举。即使自改革开放以来，被称为转折期的时刻也为数不少，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否定“两个凡是”，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届五中全会全面阐述“三个代表”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树立“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四中全会构筑“和谐社会”等等。从历史的经验来考察，什么是真正的转折期，绝不是事先可以测定的，而需经历时间的考验，要面对历史的检验，方可论定。对于重在讨论通过“十一五规划”草案，意在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穷人问题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也当做如是观。
      十六届五中全会之所以被内外看重，因为这是胡锦涛在去年9月全面接掌党、政、军最高权力以来，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舆论出于对胡锦涛的热望和期待，普遍认为本次中央全会形成的概念、确定的方针、提出的规划、变动的人事，可以彻底而完整地贯彻胡锦涛的思路，应该是他放开手脚之后有所作为的体现。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胡锦涛在十六大上接掌最高权力以来近三年，海内外舆论对胡锦涛究竟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依然莫衷一是；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对中国最高层究竟是仰仗个人权威还是依靠集体智能，仍是众说纷纭。十六届五中全会能否给揣测以明确回答，能否让疑惑也拨云见日，目前仍是未知数。
      胡锦涛和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承接了历史上最好的接班形势和发展环境，但这不意味着他们驾驭的中国这条航船可以一帆风顺。
      新的挑战接踵而来，且日益明显：非典危机、三农问题、贫富差距、资源和能源制约、群体性事件增多、重大事故频发、教育和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房价扶摇直上、就业困难、汇率调整、贸易摩擦、中国威胁论蔓延等等，无不成为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障碍和阻力。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十一五规划”，如能对上述挑战给出对应性回答，或制定解决方案，那就是成功。
      像中国这样大国的领袖，需要有清晰的历史感觉和自知之明。了解自己身处的历史位置，肩负的历史责任，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如果以即将发射的神舟六号宇宙飞船为喻，那么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成立新中国，规划了图纸，打造了模型；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倡导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经济起飞点火升温，是为第一推动力；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一往无前，为开始升空的飞船不断提供加速度，使其顺利进入预定飞行轨道；胡锦涛等第四代领导人的任务，则是调整速度和方向，同时摆脱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干扰，确保中国这条飞船尽可能匀速而稳健地前行。至于最终抵达目标──GDP翻两番，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将是第五代、第六代的任务了。
      由此可见，胡锦涛的历史角色不是让人期待的改革派，也不是令人失望的保守派，而是具备充分历史自觉的稳健派。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号召构筑“和谐社会”，认真探讨解决“弱势群体”扩大并沦落为“穷人一族”的社会问题，目的就是为了缓解发展速度过快而带来的社会离心力。胡锦涛在政党建设、社会发展、外交关系、两岸问题上表现出的软硬身段，无论被看好为改革举措，还是被解读为保守倾向，其用意恐怕都在于确保中国实现匀速而稳健的发展──这是胡锦涛和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历史职责。
      十六届五中全会，是完成这项历史职责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站。从匡正增长模式，解决现实矛盾，达成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十一五规划”从经济发展规划转型为一个更为全面的民生规划，显然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