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震海

      日本众议院大选，小泉大胜，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但至少传递了两个信息：一、中韩等国看重的小泉外交失误，在日本选民的天平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二、不管小泉个人取向如何，小泉路线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导日本内外政策。中国应该思考更为深层的问题：究竟如何以更为宏观的思路来调节未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如何将之放到中国崛起的坐标系上作通盘考虑和定位？
     必须承认，中日关系存在一系列结构性的障碍和无奈。所谓结构性障碍是指：一、过去三十多年里中日关系的战略框架已发生变化，当年美中日的非正式同盟关系，已由目前的中美潜在对抗、日本在其中游刃有余所替代；二、东亚第一次出现两强并列局面，中日从政府到民间都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心理调适过程，而只有当中国崛起的过程真正完成，中日关系和双方民间心态才能完成理性调适。
     就双边关系而言，应该全力争取的，就是在这一极其漫长和艰难的调适期中，确保关系基本平稳，至少不向恶化乃至“必有一战”的最坏结果演化。这可以被视为中日关系的结构性无奈，亦即许多中日人士的直觉表述：“中日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问题是：这一调适过程，正好与美中日三角潜在战略冲突关系同时出现，因此就更加复杂。中日之间因微妙的民族心理因素而变得十分复杂的关系，必然成为新国际格局中一组十分独特的潜在战略冲突关系。这里的微妙在于，无论是心理调适过程，还是美中日的潜在战略冲突，不再类似冷战年代非敌即友的对抗关系，而是如处十字路口，双方都在探索和互测底线；况且即便民族心理调适再难和战略冲突局面再复杂，中日两国毕竟有作为邻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如何磨合并取得双赢，需要极高的政治智能和手腕。
     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是放弃所谓友好的迷思。但中日关系也不能任其向日益恶化的方向发展，而需要回复到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的状态。所谓正常的国家关系，就是指国家之间由于利益不同必然会有冲突，但双方都有理性和合理的机制来处理和调解冲突，从而使国与国的关系保持在一种平稳、理性的轨道之上。在中日漫长而艰难的民族心理调适过程中，亟需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状态。
     现阶段的中日双方不但充满情绪性的判断，缺乏对对方心态的理解和感受，而且每每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支离破碎、彼此没有逻辑关系的策略举动。所以，人们看到中日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往往各说各话，缺乏焦点：而中日关系也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被情绪牵动着朝越来越趋恶化的方向滑坡。
     其实，撇开双方国内的一部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无论是中日官方还是民间大部分人士都认识到，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中日在本世纪都不应该，而且也无法承受所谓“必有一战”的代价，甚至像现阶段这样的关系恶化状态也不能长久下去。如前所述，作为邻国，共同利益是理性处理双边关系的基础。但有了基础不等于就能平稳发展，相反众多的纠纷和争端夹杂着情绪，时刻都可能擦枪走火。如何巧妙化解矛盾，对双方都是挑战。
     中日矛盾林林总总，归纳起来无非三大类：一、历史纠纷；二、中国迅速崛起、日本停滞不前，导致的中日亚洲定位之争和民族心理调整；三、潜在战略冲突。其中，最关键也最艰难的是第二点，而第三点和第二点固然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但却往往因第二点无法解决而被用来作为情绪化的出气口。
     对北京来说，有必要将中日上述问题放在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上，作通盘考虑和定位。从中国崛起的大坐标系来看，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是直接影响或制约中国崛起的三大外部因素，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又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这样，中日关系众多复杂问题中，哪些应占主导地位，哪些应暂时淡化，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