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在□玉县八潮市的住宅区。出租车司机边宁先生(47岁)结束20多个小时的工作回到家中，时间已是早晨4点多了。他看了看小学三年级的独生女熟睡的面孔，然后打开了电脑。

　　边先生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尉，现在在日本继续坚持搞民主化活动。

　　近50封电子邮件从美国和欧洲等地发来。有纪念天安门事件20周年集会的通知，有民主运动活动家的消息，有交换意见的邮件……也有的邮件是从中国国内发来。

　　边宁先生的父亲是解放军少将，母亲是共产党机关杂志的干部。边宁在1984年从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后参军，被分配到军工企业的武器出口部门。

　　1989年春天，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民主化运动空前高涨。看到绝食的学生们，这种“热爱国家，希望国家好起来，并为此不惜身命的心情”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工作之馀频繁来到广场，并在公司里发起募捐，购入食品，与20多个同事一起自作主张用军用卡车把食品运到广场。

　　6月4日凌晨，他也在广场。“嘟嘟嘟嘟”，沉重的声音在广场响起，边宁马上知道那是军用机枪。“快跑”，他边跑边对学生们呼喊。眼前的女学生突然倒下了，他用手电筒一照，白色衬衫被鲜血染红，她的头部被击穿，当场死亡。边宁说：“我继续奔跑在广场上，脑子里一片苍白。”

　　军方命令他在家里自肃。“我所相信的东西全部轰毁了”，他请在日本留学的表兄办理了日语学校的入学手续，并求在公安局工作的初中同学为他办了护照。

　　那年秋天他来到日本，在日语学校就读，在以促进中国民主化为目标的组织中办宣传小报。但是，这个组织日见凋敝，宣传小报也在1996年停办。

　　他跟上海妻子所生的长女没有国籍。他去中国大使馆办理取得国籍的手续，使馆要求他停止民主活动。为此他觉得很苦恼，但是在他眼前死去的女学生难以忘怀，这使他一直没有答应使馆的要求。

　　他也考虑过全家一起取得日本国籍，但是总是下不了决心。他说：“中国政治发生变化的一天一定会到来。那时我将作为中国人回到祖国，去讲那一天在广场看到的事情。”

　　当时，日本也有数千人参加示威游行，因此留在日本的留学生也很多。但是现在还公开站出来谈民主化的人是少数。

　　去年在大阪，以前搞民主化运动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当时的“遗产”的使用。

　　天安门事件当时，关西的中国留学生们发起的“中国民主化支援联合会”，从留学生和日本市民那里得到了募捐，但中国的民主化运动遭到镇压，资金已无处使用了。他们委托日本律师管理存折和印章，现在包括利息在内有700多万日元。

　　去年，现担任大学教授的原民运领导人提出，将资金作为义援金捐献给四川大地震的受灾者。正在这时，天安门事件的牺牲者遗属团体在网站公布了牺牲者的名单等，因此有人提出捐献给遗属团体的方案。“就是考虑到那些募捐的日本人，我们也不允许改变原来的目的”，大家支持了向遗属团体汇款的方案。

　　呼吁将捐款送往四川的教授，此后被聘为中国著名大学的干部。另一方面，支持捐献给遗属团体的大学讲师的余项科先生(46)说：“20年前的记忆始终无法忘怀。”——对民主化的执著现在仍在在日华人的心中涌动。

　　报道原文刊登于《朝日新闻》2009年6月7日朝刊第1版

　　原文采写：山根佑作，浅仓拓也

　　中文翻译：张石

　　本文相关照片由《朝日新闻》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