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昭奎

日本首相麻生访华期间表示，“日中两国都在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外交，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因此日中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摩擦。”不过麻生同时表示，“只有面向未来，实现日中共赢，才能推动两国发展和繁荣，才能有助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应该说，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人们是可以感到比较乐观的。

乐观的前景

第一，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利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根本”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赖肖尔的忠告：“日本只能通过与别国贸易才能生存。如果它想生存下去，那么它就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一个既是和平的、又是对贸易比较开放的世界。”这种趋势反映到对华关系上，就是“理性稳健派”越来越占上风。现在可以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中日各自国家利益的认识在中日两国大多数人当中日益成为一种共识和常识。

第二，当前世界面对的三大危机——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疫病危机正在“逼迫”世界各国、特别是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减少人类内部的争斗和内耗，加强协调，“同舟共济”，集中力量应对人类共同的危机。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而在环境问题上有著更多的共同利益的中日两国面对以上危机已经不是“要不要协调”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协调”的问题，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求大同，存小异”的主张当中，“求大同”在两国关系中的分量将日益加重。

第三，从布什政权后期到奥巴马政权上台，中美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虽然近来日本围绕“中美关系改善对日本是否有利”有所争论，但是，至少那种“以中美对立为前提的对中政策”主张越来越失去市场，寻求“日中美三边关系趋于平衡”乃至“应推动日中美战略对话”的政策主张日趋抬头。笔者认为，从今后相当长时期看，一方面日美同盟关系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改善将可能带动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第四，长期以来，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两大征结。然而，近年来两岸关系的升温也将对中日关系带来正面影响。因为当年日美军事同盟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分别以“前锋”与“后勤”等不同角色来共同应对所谓“台海有事”。然而，现在美国奥巴马政权对于两岸关系持续升温、两岸会谈深入开展给予肯定并表示了赞赏，有中国学者分析认为这“预示著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敏感度开始有了实质性的降低，中美被‘台独’势力拖入战争的可能性正在渐行渐远。”笔者认为，这也将导致日本追随美国介入所谓“台海有事”而招致中日冲突的可能性渐行渐远，台湾问题作为影响中日关系的负面因素的作用将可能趋于减弱。

第五，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引发了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反思以及有关“各种资本主义模式”的激辩。日本虽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战后以来日本创造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发展模式，并影响了不少亚洲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也很重视借鉴战后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人们日益感到需要探索一种不仅适用于某个国家、而且适用于整个地区的、面向21世纪的“亚洲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以2007年中国内地成为日本最大贸易夥伴为标志，日本经济融入亚洲经济的程度、广度、深度有了显著的提高。随著日本日益从“脱亚情结”转向“返亚情结”，中日两国在共同振兴亚洲的事业中将可能从“争夺主导权的对手”转向为振兴本地区而携手合作的夥伴。

面临的挑战

然而，尽管我们有诸多理由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感到比较乐观，但是，也不能不关注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各种负面因素，并将如何克服这些负面因素作为两国共同努力的课题。

第一，在历史问题上，虽然我们改变了过去那种“只有解决了历史问题，中日关系才能发展”的所谓“前提论”、“入口论”，采取了“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所谓“双管齐下论”，虽然我们也注意到了日本政府曾经多次为那场侵略战争向中国表示了道歉，但是，这并不意味著中日两国实现了“历史的和解”，在两国（当然不只是中日两国的问题）尚未实现历史和解的情况下，历史问题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敏感性”和“牵动性”就难以改变；而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日本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历史问题对于中国人会有如此强烈的“敏感性”和“牵动性”，甚至出现所谓“中国在打‘历史牌’”的奇谈怪论。

第二，中国的和平发展也被称之为“和平崛起”。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未曾遇到的一个课题。从日本的媒体看，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崛起”的心理反应既复杂又多元。麻生首相在访华期间发表演讲，国内媒体冠以“麻生在京演讲驳斥‘中国威胁论’”。其实，麻生强调“这才是国际社会对日中两国的期待”。日本国内精英层一方面对中国迅猛发展之快在心理上出现不平衡甚至有些恐惧感，另一方面又对中国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诸如环境恶化、贫富两极分化、地区及城乡差距拉大以及腐败问题等等看得一清二楚，在心理上感到不服气，有些日本人仍然看不起中国，日本的媒体也喜欢挑中国的毛病，用以证明“日本自己还行”。

第三，正如有的日本外交官所指出的，需要“抑制民族主义”，防止它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这位外交官还认为搞排外的民族主义“也往往容易变为针对其煽动者的‘双刃剑’。”今后，中日两国仍然需要防止出现“民族主义刺激民族主义”的恶性循环。

第四，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突出矛盾，可能上升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如何找到一种能够解决开发海洋资源的紧迫需要与主权争端久拖不决之间的尖锐矛盾的现实可行、互利双赢的措施，考验著中日两国的智慧。

第五，在中日领导人这次会谈中提及的“饺子事件”很典型地反映了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之不足，相互感情之脆弱。在日本，“饺子事件”经过日本媒体的热炒已经成为一种“象徵”，成为一种“符号”，其内涵就是中国出口日本的食品“不安全”甚至“有毒”，“饺子事件”居然成了近年来日本国民当中对中国持有好感的人数比例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尽管许多日本专家参观了中国制造出口日本的食品的工厂，认为其卫生状况甚至超过了日本自己的食品工厂，尽管日本厚劳省统计从中国进口的食品的不合格率位于“不合格率最高的10个国家”的名单之外，而且比美国还低，但是，鉴于从中国进口的食品的数量极大，因此从绝对数量看，从中国进口食品出现问题的案例较多。这恰恰是中日食品贸易关系密切的一个反映。然而，尽管如此，建立一种防止突发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及国民感情的机制，成为两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