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智新

1952年出生于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1975年），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1993年）。现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招聘研究员。著有《中日近代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 日本劲草书房 1995年）；《解密 靖国神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纪念战后70周年日本华文专辑之六

                  

一

日本是东亚地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大罪魁国之一，给周边国家和亚洲人民留下了巨大的战争创伤。这场大战不仅在时间上与现在很近，而且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对日本影响最深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始终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战争发动国之一，也是唯一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对这样一次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战争，日本迄今为止仍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反省的也不彻底，近年来篡改战争历史和否认侵略战争等令人瞠目行为越来越露骨。

日本当代文学几乎都与二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但是其主题既不是反对侵略战争，也不是反对战败，而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世界大战进行反思，描写战争的残酷，（何建军，2007）战时经济困乏以及给普通民众造成的感情扭曲等的心理创伤。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反战、厌战的思想意识，其中既有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与作家的个人体验密切相关。纵观日本二战后的文坛，无论从数量上或质量上说，这一意义上的反战文学一直占主导地位。

日本反战文学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战争的揭露，二是对核战争的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文坛受法西斯势力的严格控制，几乎不能发表什么反战言论和反战作品。战争结束后，长期积蓄在作家心里的反战情绪便如洪水般奔腾直泻、势不可挡。各式各样的反战文学应运而生，反战成为当时文坛最引人注目的话题。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日本当代文学是从反战文学起步的。但是也毋庸讳言，由于战前的错误教育和舆论导向，日本人和日本作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不尽一致，所以日本当代反战文学并不是清一色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文学，也存在打着反战的旗号为军国主义分子招魂和美化侵略战争的所谓反战文学。二者针锋相对、壁垒分明。

二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民族，当这个国家或民族进入全民战争状态的时候，即使是在政治高压状态下的无奈的战争，或多或少也总会有一些具有良知的人士成为反战斗士，他们会坚决而义无反顾地奋起反抗，反抗任何形式的战争，特别是那些丧失人类天良和反人类的战争，这些斗士们的行为和意识，总会以文学为战斗武器，文学作品会成为他们带声响的匕首和投标。可是就这一点来说，作为日本这个民族在整个二战期间，在法西斯军部的高压统治之下，明治以来形成的反战文学传统产生了断层，尤其是20世界30年代以后，这是极不正常的，因而也就说明，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流淌着好战和善于侵略的极端民族特性。可以说，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角度来说，这是扭曲了的民族性格。法西斯军采取高压政策，裹挟人民参加侵略战争，教育和文学也都为虎作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广岛大学教授水岛裕雅 将那个时代日本的文人分为四大类；1是刚正不阿，正面对抗，最终遭到逮捕关押；2，对自己以前的反战言论表示忏悔，发表声明表示抛弃自己的立场（日本人称之为“转向”），转入沉默或是写一些不疼不痒的小品；3，全面投入法西斯怀抱，充当御用文人；4，抑制自己的感情，写一些与时局政局无关的文章，抑或是私下里写些反战作品，但不发表。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各大出版社为了抢到前线第一手信息，纷纷派遣作家随军奔赴前线体验生活，撰写战地报告文学或战地通信稿。1937年秋末,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三个月,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特派记者随军到华中战场采访。从上海出发,经过苏州、无锡、常熟,直达南京,随军参加了日军进攻南京及攻陷南京后的全过程。回国以后,他用12天时间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发表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小说素材取自石川的亲身经历。他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在良知的驱动下写出了这部客观描写日军暴行和厌战情绪的作品。军事当局却以“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将杂志查禁，并判处石川禁锢四个月，缓刑三年。但遗憾的是，就连石川这样具有进步意识的作家，最后不得不也顺应时势地写出了赞美侵略战争的《武汉作战》。上田广撰写了反映铁道兵生活的《鲍庆乡》，《黄尘》等战地报告文学作品，在北京，天津前线的尾崎士郎写了《悲风千里》。这些作品都是以在侵华战场上的士兵为主，歌颂他们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所向披靡，奋勇杀敌的事迹。1938年８月，日本侵华总指挥部为了配合攻打武汉，要求作家从军组成“笔部队”，全面配合侵华军事行动。于是，有24人的笔部队陆军班，8人的海军班，还有音乐家组成的唱盘部队，美术家也不甘落后地参加了美术班。到11月又有10几名文坛名将参加了南支从军笔部队。林芙美子的《战线》，丹羽文雄的《海战》等，都是作家以文学家的视点捕捉到的战场前线的情况撰写的战场小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有几十名作家，画家，诗人，记者等组成军事报道班，随着侵略日军到处征战，马来，缅甸，爪哇，菲律宾等地，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无处不留下他们的足迹。

三

   1945年的战败给日本文学界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上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新生。战后初期的阶段，当时各种思潮迭起,，不同的体验在人们内心交织，作家创作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上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这些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中，对“神国不滅，皇军不败”之类神话深信不疑的日本人对于战败的敏感显得格外突出，因此在文学创作中避讳也最多。

日本战后“反战文学”如火山喷发大量问世，其中最常表现主题有两个：经济主题和情感主题，而恰恰是这两个主题，造成了日本人受害意识的大量产生。如自然派作家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战后派作家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大冈升平的《武藏野夫人》，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白痴》等都从各个角度反映了经济受害和感情受害；夏目漱石私淑女弟子野上弥生子的短篇小说《狐》，描写了主人公为逃避兵役蛰伏山中养狐韬光养晦，每当想起肺病“一旦痊愈，又会被拉去打仗，便产生绝望”，甚至巴不得因病死去，也不愿死在战场。根据自己战时从军当兵的体验写成的小说，如大冈升平的《俘虏记》（1949年）、《野火》（1952年）则描绘日军在菲律宾战场伤亡惨重，一群溃不成军的散兵游勇啖同类身上的肉，着重刻画了日军在疯狂蹂躏和绝望自戕中的暴戾。梅崎春生的《樱岛》（1946年）等。描写原爆受难者体验的，如大田洋子的《尸横满街》、《到哪里去》，原喜民的《夏季的花朵》，被称为原爆诗人的栗原贞子《原爆诗钞；我的广岛原爆证词》。转向文学青年的体验，如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战后复员士兵体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女性视角(如林芙美子的《平民区》，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原》等都是反战、厌战的不朽名作。女作家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睛》（1952年）是战后脍炙人口的反战巨作。小说通过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去濑户内海偏远的小豆岛小学某分校赴任的女教师大石久子老师与学生的交流，揭露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重大灾难。这是一部日本战后具有反战意义的作品，发表后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促动了教师的反思。有教师写了“致死去的学生”一诗，表示对自己在课堂上灌输军国主义理论的忏悔，其中写道“哦，我那优秀而一去永不复返的学生，绞死你绳索的另一头竟然是在握在我的手上，而且是以人师的名义”。日本教职员组合提出了“决不将自己的学生再次送上战场”的口号。一般教师与下层士兵，市井商人等平民百姓自发地对战争进行反思，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战和平运动。

纵观日本战后文坛，有两个特点是必须指出的；一是大浪裹挟，泥沙俱下，反战文学和歌颂/美化侵略战争的文学同行并存；二是战后日本反战文学的反战观所具有的局限性和暧昧性。

如在二战末期在冲绳战役‘大和号’战舰从征的吉田满的《战舰大和号的末日》，是在战败后写成的，由于其混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公开为日本帝国海军张目，丑化联军行为，在公开发表时就遭到美军占领军GHQ的检阅，被全文删除。但是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竟一字不改在日本全文公开刊出。作为‘笔部队’从征的作家中多数人在战后仍毫无反悔继续笔耕不止，先后出版了大量的作品，虽然没有战前那么露骨，但是字里行间还不时露出对那场战争性质的歌颂，对皇军士兵的赞美，无一不对战败表示惋惜。在这期间更多的是从前线复员回来的士兵，军官等撰写的回忆录，手记等，这些都是在所谓写实，记述真实生活和战斗情景，记录自己在战场上的心情的幌子下，不加反思，毫无反悔之意的战场记录，其中不乏文过饰非，强词夺理之作。作家、评论家山本七平，原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秘书同为战犯的田中正明编纂松井石根的日记等。这类作品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东史郎的《阵中日记》的遭遇得到反面的印证。西伯利亚滞留者更是反战文学的一大宝库，如山崎丰子的《不毛地带》等。这些作品闭口不谈在成为战俘前自己的行为，一味指责和攻击苏联政府残忍，非人道地虐待俘虏。日本政府也为他们撑腰打气，隔三差五地举展览会，号召大家不忘战败之苦和战败的屈辱。直到2010年6月日本国会还通过了《西伯利亚特措法》表示要以国家力量究明抑留的真相，对生存者进行补偿，并开展收集遗骨及遗物、进行追悼等活动的进行。

四

由于日本战后不同时期“反战文学”是由不同社会身份作家从个体体验出发撰写的作品都是试图通过具体的个人体验描写，仅限于表达受害意识，所以就缺乏对战争和平性质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人类理想境界的高度。包括日本战后文坛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野间宏的转向体验小说和战争体验小说在内，这类战争文学固然有对日本军国主义专制统治和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批判的积极因素，但也存在着故意模糊战争的侵略性质，为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推卸责任的思想意识。如竹山道雄的《缅甸的竖琴》（1948年）、野坂昭如写的《萤火虫之墓》（1967年）、女作家三枝和子的《宇曾利山考》（1995）等，这类作品几乎不谈什么国家政策，只注重战争悲惨的效果，小说中的战争被害者永远是作为实际加害者的日本士兵本身，催人泪下，告诉人们战争是非常恐怖和悲惨的是没有任何利益的事情。类似的文艺作品在日本可谓汗牛充栋，这种现象不仅与作家的政治态度相关，而且与日本文化的“岛国根性”或日本现代文学“私小说”式的写实传统有密切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原爆文学。在二次大战中最令日本人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军在在广岛和长崎的扔下的两颗原子弹，造成了两地成千上万的无辜市民的死伤，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是人类战争史上最该遭受谴责的一页。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品以外，还有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1964年）、井伏鳟二《黑雨》（1966年）、《6000的爱》，林京子的《祭场》（1975年）等，是日本战后文学中的瑰宝。这些作品在描写原子弹爆炸和恐怖，受害者的悲惨，凸显了原子弹使用者和制造者的丑恶。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割断了历史，因为“广岛长崎”不只是原爆受害的问题，其中还包涵了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因素。因此，割断历史单提“广岛长崎原爆”，难以全面讲述历史的真实情况。仅举广岛原爆资料纪念馆的一幅展件为例。其中一项是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的文字上方，放置了两幀军国主义时代的宣传品。一是当时的朝日新闻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决心对日开战，再是大阪朝日新闻的“号外”，上面有大字标题：“夜间演习中的我军，遭受不法射击”。从历史学角度考察，史料运用应该有辩伪的过程。不真实的资料不能用作正面的证据，那两张军国主义时代的宣传品，它们的目标本身就是宣扬侵略战争正当性，这种不加批判地陈设利用，造成了误解，既有悖于原爆资料馆倡导的和平宗旨，同时也给每位参观者进行了误导。

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小田实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在战后21年间，虽然反映亲历战争的文字多如过江之鲫，但几乎都是从被害的视角记述的。”村上春树在回答美国记者的有关为什么“日本人对二战中侵略的历史都讳莫如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日本社会尽管战后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点在于：战争结束后未能将那场战争劈头盖脑的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以非常暧昧的措词改口声称‘再不重复那样的错误了’，而没有人对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林少华，2010年）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大会上明确表示，二战中日本“侵略了亚洲各国”，他“对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惨绝人寰行为感到痛心，应予赔偿”，并诚恳地表示“愿为中国和韩国等的文学稍尽绵薄”。

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战后日本的反战文学是日本传统的反战，厌战文学的延伸。从与谢野晶子，到小林多喜二，壶井荣，野间宏等，他们的反战出发点是对危在旦夕的弟弟的担忧，对战场上毙命的战友痛惜以及对在战场上死伤的学生的内疚，“有力地批判了战前军国主义有悖于生命价值的扭曲，但多从战争“受害者”的角度还未从“加害者”的角度审视那场战争”（李德纯，2001年），目光仅限在作为实际加害者的日本士兵本身加害者一方，就不可能看到受害者的痛苦和伤害。铺天盖地的受害手记和记录以及模糊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界限，不分战争正义与否一概加以反对的反战小说，其结果就是淡化或美化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二战中最大的受害国是日本。这也正是上世纪70年代后以“新教科书编撰会”为代表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抬头的土壤和基础。

上世纪70年代《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首先站了出来，全面采访、全面揭露日军侵华罪行，他的一系列报告文学《中国之旅》、《在中国的日本军》等，第一次打破了日本战后30多年来对自己犯下自行的沉默。森村诚一的长篇报告文学《恶魔的饱食》（1981），以鲜为人知的史实为核心,揭露二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等地用活人做生体实验的罪行。从中国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经过教育，改造后获得新生的日军老兵从1970年代开始，不断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来反省过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三光》、《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等，以“中归联”会员个人著作出版的书，不下几十部。这些旧日侵华老兵的回忆与忏悔，极为恐怖,真实,发人深省，在日本社会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荡,是一个极有文化内涵可供开掘的题材。

我们期待着日本作家能从加害者的角度，从整体上，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探讨和剖析这场浩劫的内在原因；如能对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给予必要的批判，将具有更加发人深省的影响和巨大推动力量。倘若如此，这必将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