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建强

出生于上海，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著有《山樱花与岛国魂——日本人情绪省思》，（简体本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繁体本为台湾远足文化出版公司），《另类日本史》（简体本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繁体本为香港三联书店），《另类日本天皇史》（香港三联书店），《另类日本文化史》（简体本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繁体本为香港三联书店），《大皇宫》，《岛国日本》等。现在东京从事新闻媒体工作。

纪念战后70周年日本华文专辑之五

2013年7月，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水死》出版中译本。在这部小说中，大江借助英国学者弗雷泽写的文化人类学巨著《金枝》里的杀王意象，隐喻人们必须杀死自己体内的“昭和精神”。何为昭和精神呢？就是超国家主义精神。《水死》的主人公以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去世的大江父亲为原型。故事讲述日本即将战败时，父亲接受青年军官的策谋，欲飞往帝都东京轰炸皇宫，炸死天皇以挽回战败投降的悲剧结局。但在一个洪水肆虐的夜晚，父亲携带的“红色皮箱”，独自乘坐舢板顺流而下，却因翻船溺水身亡，那只红色皮箱后被警察送回。
这个故事情节当然是个隐喻，隐喻什么呢？原来，遭致日本走向战争，走向战败，走向种种的社会危机，均来源于一个地方，来源于一个有着护城河围绕的一块方圆之地——皇宫。当然皇宫仅仅是空间的表征，但它还操纵着时间。奇妙的是它在操纵时间的同时，又在着实地控制着空间。能操纵时间控制空间是种什么力量呢？或者说是种什么精神呢？大江说就是绝对天皇制。日本人只有奋起斩杀存留在日本人精神底层的这个无所不在、庞大无比的“王”，才能迎接给日本带来和平与安泰的民主主义这个“新王”。

大江在这里提出几个问题，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战争时期的昭和精神，也即是超国家主义的幽灵还在日本人心中游荡。大江在担心将来一旦听到“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实际上安倍等人已经于去年4月在冲绳举办的“主权恢复日”的庆典上，高呼过了）再次响起，日本人是否还会疯狂地去杀人与自残？越想越觉得这个前景可怕。因此他写小说《水死》，就是要将超国家主义这个“幽灵之王”杀掉。

1969年8月，大江开始在《世界》杂志上连载《冲绳札记》。这本小册子后来在岩波书店出版，一路畅销了十多年。战争不仅仅是残酷、血腥、压榨、悲剧和荒谬的代名词。战争还必须和看似真实的谎言作斗争，还必须为了还原真实，与谎言作理性的厮杀。这是读《冲绳札记》最直觉的感受。因为在茫然地，或者黯然地思考“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会发出冷笑，连自己都讨厌的冷笑。大江在札记里写道：“某天凌晨，古坚氏突然死去。他生于冲绳、长于冲绳，他的死也清晰地昭示了冲绳。接到他死讯的那天凌晨，我想到自身的死亡问题，想到袭向友人的死有可能也正伺机袭向我，那如死亡的恐惧一样的恐惧、无力感、孤立感和悲观情绪扼住我的喉咙，让我不顾体面地流着泪水：在死亡来临之前，对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命题，我能交出自己的答案吗？”

当今年的8·15再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又让人着实感到如何将战败日还原成祭日，还原成对“满洲事变”开始，到日本投降为止的15年中战死的250万日本人“英灵”的祭日，这就是战后69年日本人意识形态总决战的最丰盛的成果。套用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的话说“这确实是一个用意深远的政治谋略”。而东京大学的另一位学者高桥哲哉早在2005年就出版《靖国问题》（筑摩书房）一书，就将这个意识形态总决战概述成“情感的炼金术”，通过号称具有“神格”的天皇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把250万死者的遗属的悲哀转化成看似沐浴着“神的光辉的喜悦”。
从这一意义上说，靖国问题的逻辑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为战死而悲痛，而是把对战死的悲痛如何巧妙地转换成欢乐，否则国家就无法在新的战争中动员国民上战场。这也是在每年8月15日的靖国神社里，总是看到游人如织的场景。约会的青年男女与出游的家庭，带着轻慢与轻松，喧腾着，笑闹着。而死者静默着，沉睡着，在阴湿的土壤里消解成无人知晓的无机物。有一些老兵还穿着当年的军服，神气活现地在阳光下拍照留念。有几个是为战死者而悲痛？更有几个是为受害者而悲痛？在“追悼”与“彰显”之间，日本的政治家们总是在笨拙地玩弄历史情结与历史情感的游戏，他们总以为他们有他们的生死文化，他们有他们的传统物语，而一切的责难与批判都是非日本文化圈的人因误解而生。他们想不到的是揭穿这些谎言推翻这些不实之词的，恰恰是来自于他们体制内的“公知”。于是，8·15的战败日就成了公知们的记忆日，政客们的失忆日。对此大江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新一代文学家须在可怕的孤独中进行暧昧的战斗”。

村上春树在2003年发表《海边的卡夫卡》小说。其背景是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他在位的第一次参拜。此时日本国内的民众和文化界沉浸在一种如何面对20世纪战争的历史迷惑中。于是，村上小说的寓意便是：或许是我杀了人，我却没有记忆（失忆），由此获得虚幻的精神慰藉。简而言之，村上作品中至关重要的关联性人物中田是一位在战争中失去记忆的人，是他在“失忆”的状态下杀死了卡夫卡的画家父亲（他乔装改扮成狂人琼尼·沃克）。相反，离家出走的卡夫卡没有杀人，却在梦境醒转之时发现衣服上沾有血迹并获知父亲被杀。

对此评论家小森阳一说，对《海边的卡夫卡》的解读其实无法脱离日本社会的现实语境，它包含了特定的隐喻。比如小说写一块入口石，这块入口石先保存在神社，后来又从神社搬了出来。主人公卡夫卡少年最后走进了死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遇到了从日本军队里逃亡出来的士兵。这里显然的话语语境是，昭和天皇作为最高统帅者发动战争，而为天皇而死的士兵作为英灵被祭祀在靖国神社。但从战争中逃亡出来的士兵就无资格被视为英灵，所以只能在死者世界里徘徊。可见关于战争、天皇制等一些问题，在小说里都有所暗示。

小说中还出现了男性强奸女性的故事情节。小说把这种强奸归结为无奈之举，无形中也就等于将随军慰安妇问题归为无奈之举，这就迎合了当时一部分日本人的心理。因为《海边的卡夫卡》发表时，正好是日本关于历史教科书以和慰安妇问题，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时期。（参阅《村上春树论——〈海边的卡夫卡〉精读》，平凡社，2006年）。当然不能就此说村上在反战的历史认识上有问题，不能说村上的那句“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的信誓旦旦是伪善的，但通览他的几部重要作品，“集体失忆”确实是他的意识深层里喜欢玩弄的一个东西。

从《挪威的森林》到《1Q84》，从喜欢做爱的绿子到喜欢用针尖杀人的青豆，你能从她们的身上读出什么是8·15的信息吗？你能从她们的身上读出什么是战败吗？再推而广之，类似于村上小说的当代日本文学，从全体性上看都将战争意识放置于一个“集体失忆”的容器中。这就为当今日本社会越来越坚实地走向右倾保守的道路，有意无意地提供了一种集体逃避的方式或迎合大众的“媚俗”途径。这种“原风景”的丧失，使我们更加追忆一些早年有良知的日本作家。如活了100岁的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在战后的1946年发表短篇小说《狐》，写一位知识分子不愿支持侵略战争而在乡村养狐。在小说中作者借主人公萩冈的口，说出了负罪意识：相信总有一天，日本要用同样多的鲜血偿还欠下中国的血债。

3·11东日本大地震是日本战后史的必然归宿。把8·15和3·11搭在同一逻辑的通道上，这是日本作家兼学者笠井洁在《8·15和3·11——战后史的死角》（NHK出版，2012年）中，对这场天灾和人祸所做出的最具新意的反思。如果说日本二战中的战败可以概括为科技的失败和经济生产力失败的话，那么，战后日本对美国的万事乖顺，以此追求所谓的“和平与繁荣”，则是冷战意识形态的再出发。签署日美安保这个“潜在的核保有”与日本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电力供给，就在这双重的意义上，日本在荒凉的乡村，在“和平与繁荣”的交叉位置上，建造了极具象征意义的战后繁荣支柱——核电站。因此，不对8·15以后的战后日本史作彻底的批判，就不能真正反省3·11的历史教训。

笠井洁在书中指出，看看围绕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战争决策层的丑态，8·15显露出的日本人心性和共同体意识，丸山真男把它概括为“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这种日本人特有的心路历程，作者则把它定位为日本式意识形态——“历史意识欠缺”。以8·15为终结的那场“无谋的战争”背景，确实有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战争决策层的“村落心性”。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对看不到世界大战历史图景这个历史意识的欠缺，才是日本对美国发动必败的太平洋战争的最大要因。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怠慢于从根本上再检讨核电政策的战后日本，犯了同样的历史意识欠缺的错误。因此作者认为如果不对日本式意识形态作深刻检证的话，围绕8·15和3·11的反省也会堕入到日本文化论的庸俗变种中去。

检视从丸山真男到三岛由纪夫为止的战后日本思想，再审视从1960年日美安保到7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再到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破灭，再到三年前的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战后日本史，我们看到其根底部是历史和地理的宿命病理在这个国家起作用。荒凉的“原子能乡村”最深层之处泛滥着日本式的意识形态。8·15和3·11则是这种日本式意识形态所带来的两大历史破局（可理解为一种国家战略的彻底失败）。这里的逻辑力量在于：战败的历史结果必然催生出福岛核电站这个国家肌肤上的“恶瘤”。而对战败的8·15还没有能真正反省的日本人，在追求所谓“和平与繁荣”的战后社会中，又撒上了3·11灾害的种子。照笠井洁的说法，这才是一般人不易看出的“日本战后史的死角”。

3·11破局的意义就在于证实了日本在战前和战后所犯的罪行与错误，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当然，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欠缺历史意识的日本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要摆脱这种深入到根部的“败北的精神构造”。而一旦无法摆脱这种“败北的精神构造”，日本人还将在同样的道路上不思悔改地迈进，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更大的破局。

这就使人联想到1969年日本激进的年轻人组建联合赤军，1972年发生震惊内外的浅间山庄事件。之后在1995年发生奥姆真理教徒制造的地铁沙林杀人事件。这些事件的本质就是对战争事实与历史问题没有彻底清算的日本，其暴力这个行为通过一种方式被沿袭被继承了下来。对日本军人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没有通过语言的方式进行清算，其结果就是暴力结构和暴力倾向残留在当今日本社会之中。快20年过去了，沙林事件的主犯麻原彰晃还活在监狱里，虽然早就判了死刑，但就是不执行。

这就是弥漫在日本社会的一种相当危险的精神倾向：对暴力的清算总是迟到的，总是不到位的，对受害者的牺牲与痛苦的同情，远远不及对加害者的同情。这就又回到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水死》。看来“杀王”意象才是日本的正道。杀死日本人骨髓里的“昭和精神”，才能出现新时代精神的“穴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