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祖恩

上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赴日本讲学。近年著有：《寻访東洋人》、《白龙山人－王一亭》、《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上海的日本文化地图》等。

纪念战后70周年日本华文专辑之七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东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接受中、英、美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话声刚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重庆迅速发表广播讲话，表明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的对日方针，强调不图报复，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中国“传统美德”。蒋介石特别指出，“我们一贯声言，只认为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联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压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同时，蒋介石即电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指示其六项投降原则，并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

 8月21日，冈村宁次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及参谋2人飞抵湖南芷江，请示有关投降事宜。当天下午3时，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萧中将在芷江接见今井武夫，将受降区域划分、受降区负责主官，及受降之重要各项规定示知，并面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

 当时，留置在中国战区（包括大陆、台湾及越南北部地区）的日军战俘和日侨共有213万多人。上海周边地区约有日军“登”部队即13军六个师团的12万余人，司令部设在江湾五角场。上海日侨有7万余人，后来又有3万多日侨陆续从长江流域各地来沪集中，总数达十万人。

     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南京陆军总部大礼堂主持受降典礼，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在日本投降书中文本上签字。中国抗日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上海的受降工作自9月4日正式进入日程。负责接收南京、上海的所谓“京沪地区”的是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将军。根据命令，在国民政府军大部队抵达接收地以前，应迅速派出前进指挥部，“指挥部主持人员，应选明瞭全般情况，熟习国际公法之正式中高级军官充任，其名义可一律称为‘某战区（方面军）某地前进指挥所主任’，其下必须附以必要之幕僚，及精通日语人员。”

 为此，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张雪中中将、郑洞国中将，总参谋长徐祖怡中将、副总参谋长李元凯少将、高级参谋林日藩少将等先行抵达上海，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建立第三方面军前进指挥部，张雪中任上海指挥部主任，郑洞国任南京指挥部主任。向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投降的日军高级军官是第13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中将、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副参谋长川本芳太郎、高级参谋笹井大佐、参谋森中佐、市川治郎中佐、井上中佐、浦野中佐、音吉少佐。海军方面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参谋长左近允尚政中将、副参谋长小川少将、参谋小田切大佐、谷冈中佐、陆战队司令官胜野实少将、根据地队司令官森德治少将。

     第三方面军很多负责受降的军官不仅精通日语，还与一些投降的日本将领有校友之谊。如总司令汤恩伯将军、副总参谋长李元凯少将、联络组组长林日藩少将以及参谋刘宏、何以鸣等均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总谋长徐祖怡中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与日军第13军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是同期生。

    当天晚上6时，上海前进指挥部主任张雪中中将召见日军第13军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等人，举行首次受降会议。中方出席的有南京前进指挥部主任郑洞国中将、第三方面军总谋长徐祖怡中将、副总参谋长李元凯少将。美方出席的有联络指挥部参谋长狄巴斯上校。日方除土居明夫中将外，还有副参谋长川本芳太郎、高级参谋笹井大佐等。张雪中要求日方将中方“备忘录”所令其准备的“文件、报告、表册”，包括兵力准备、海空军设备器材、各军种管理事业、仓库、粮食、公产等全部交出。土居明夫答复说，均已准备齐全，次日上午8时送达。

    9月6日，第三方面军先头部队2千余人进入上海。9月8日，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将军抵达上海大场机场。令日军不可思议的是，汤恩伯以凯旋将军的身份抵达上海的时候，上海前进指挥部竟然命令日军派出两个警备队进行安全护卫。这两队日本败军身着新军装，头戴钢帽，携带最新式的96式轻机关枪，分乘两辆汽车参加汤恩伯将军凯旋仪式的警备工作，列于前卫与后卫的重要位置。日本军官认为这可能是世界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事。

进入上海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最初设在上海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后在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后来又搬迁到位于江湾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建筑内，最后迁入邻近虹口公园的上海神社事务所。在上海的受降工作基本结束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转移到无锡。由于国际都市上海的重要地位，汤恩伯进入上海后即表示：“上海方面的接受成否，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我将排除各种障碍，以最迅速最公正的手段完成，给全中国的陆军起一个模范作用。”

关于解除日军武装问题，最初的意见是将上海周边地区的日军全部集中到市中心的跑马场，然后召集相对数量的中国军队，全部整列面对，由日军向中国军队缴械。但是，这一意见被认为“徒费战胜之夸，将留下后患”而遭到否决，结局是由日军自主作成武器明细表，提交给中方，然后由日军将武器缴到中方指定的场所，就算完成了接收。

   上海的受降仪式于12日下午2时正式举行，汤恩伯接受日军第13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中将投降，并发出第一号命令，命令日本军队自即日起陆续准备听候接收。

    具体缴械日期如下：
    日军第13军（上海）：9月20日－10月10日。
    海军陆战队、海军特别根据地队（浦东）：9月14日－9月30日。
    海军陆上人员、空军陆上人员（杨树浦）：9月14日－9月30日。

    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在解除日军武器、接收军用物资方面，设立了武器、粮食、被服、马匹、卫生材料、病院和兵舍等多个接收组，并尽量启用留学日本的军官，以日本是“东亚复兴的明日战友”的宗旨进行接收工作，没有发生大的纠纷。

    对于已缴械的日军俘虏，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以“吴凇为日军集中营地点，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在浦东”为原则进行关押。据统计，日本陆军俘虏在江湾地区集中营41721人，吴淞地区25681人，宪兵集中营1284人，杨行地区集中营9990人，松江地区集中营8126人。日军俘虏的集中营生活：“每日上午5时半起身，盥洗早餐后，除一部分致力其每日必须之未竣工作外，其余均有自修。下午则工作时间少于娱乐运动，黄昏停止活动。9时熄灯就寝。每月主食与我国军人同量，副食费仍旧，官民一律每日发给80元。”同时，根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颁发的《中国战区日本徒手官兵服役办法》，日军俘虏参加辖区内的交通通信和各项修复工程，工作时间为8小时。日军俘虏在上海被派出进行修筑道路、桥梁等工作。如1946年1月8日起，上海市日均征用70名日俘工兵修筑闸北交通路。

    日侨集中营则改称为集中区，其范围是：从上海神社东侧的土垒的南端起至北四川路桥的东南端以东的虹口地区。

    据日本大藏省调查，当时上海日本资产约有18亿3千万美元，占日本在华中、华东、华南全部资产的90％以上，这些资产作为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全部被国民政府接收。没收作为“敌产”的日本在华资本和日本侨民的私人财产，这是多年来遭受日本侵略蹂躏的中国理所当然的胜利之权。第三方面军认为：“日本人来上海时，手提一只皮箱，现在的财富都是以军阀的威力为背景，榨取中国人的血汗而得到的。他们被遣送回国是其命运，他们的财富当然属于中国，应该留下。他们回国的时候依然手提一只皮箱是理所当然的。”

    1945年12月，开始遣返日军俘虏与日本侨民。按计划，上海地区的遣送工作于1946年4月30日结束，但由于船只安排的困难，实际上延长至5月中旬完成。战后国民政府在上海接受日军投降以及接收日本资产，行使了战胜国的正当权利，显示了近代中日关系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