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贺音乐厅，由原索尼名誉会长大贺典雄出资建设，依山傍水，2005年4月29日启用。为达到大贺典雄所追求的世界最高水准音质，特别设计成五角形，凹凸的唐松墙面，让音乐均匀反射到每一个角落，全场观众都能享受完美音效。

大贺典雄（1930年—2011年），日本实业家、指挥家、声乐家，获勋一等瑞宝章。前索尼音乐娱乐有限公司总裁。东京爱乐乐团会长、理事长、东京文化会馆馆长……

1930年出生的大贺典雄，从小就显露了音乐才能。小学一年级，成绩单上他的“品行”栏得了“丙”，热心教育的母亲觉得不可能，拿着成绩单去学校质问，被告知“不尊敬老师”，原来，老师弹风琴，大贺典雄却说“弹错了啦”。

初中二年级罹患肋膜炎，居家疗养，从家庭教师岩井一郎处习得工学、音乐、历史。日本败战，大贺典雄对理工兴国不抱希望，进入东京艺术大学声乐系，上学期间，投诉东京通信工业（索尼公司的前身）的录音机音质，成为该社签约社员。自此与索尼结下不解之缘。尽管大贺典雄醉心于音乐，在进入索尼之际颇有扭捏意，称自己志向在艺术，不想当工薪族，不想被束缚在办公室，但当时慧眼识俊雄的盛田总裁伸出各种橄榄枝，并直言“你完全可以穿两双草鞋嘛”（日语谚语，意即同时进行），终于使大贺典雄在29岁时正式加盟并领导索尼的产品设计。34岁就出任董事。勿庸置疑他作为企业家的才华不逊于甚至超越了音乐。在索尼1996年一份出版物中大贺典雄写道：“就像一名指挥必须让乐团成员发挥最佳水平，一名企业总裁必须让企业员工发挥才能。”

任职期间，大贺促使索尼公司向音乐、电影和游戏领域拓展，从一家电子设备制造商发展为娱乐业巨头。他努力推动激光唱片（CD）开发和应用，获称“CD之父”。

晚年的大贺典雄在自传中写道：“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先生让我边做音乐边做实业，我因此进入了索尼，算起来，已经在这里50年。索尼就是我的人生。可是我依然感觉自己遗落了非常大的一件宝物，那就是我在日本处于战争中就曾向往的音乐世界。我曾立志于男低音歌唱家，但很遗憾声乐家需要一直练声，因为自己的身体就是乐器。但是我还可以指挥，因为有基本音乐素养和读谱能力就有可能做到，我一直想着我晚年要举起指挥棒。盛田先生知道我的心愿，所以在我六十岁时，让我第一次指挥（注，1990年东京爱乐乐团演出）。人生的路，经常是想走的路和行走的路不同，我从未想过经商，但在索尼领导的巨大力量下被诱导至此，而若我毫无兴趣也不可能持续，并且不可能成功。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并不后悔。只是我一直认为，在日本，音乐本该更受重视。”

2011年 大贺典雄逝世后，东京爱乐乐团为他举行音乐葬礼。

大贺典雄的自传，对音乐的情结跃然纸上。也因此，1999年，他出任东京爱乐乐团董事长，并亲自指挥了各地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1月7日，大贺典雄携东京爱乐乐团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在闭幕演出中途中风倒地。这一节也被记录在东京爱乐乐团网页中“大贺典雄的轨迹”中——地点：北京保利剧院。曲目：威尔第作曲的《命运之力》序曲。布鲁赫作曲的《第1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作曲的《第五交响曲》（大贺典雄在中途倒下，第二乐章由余隆指挥）。

据悉，音乐会进行到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时，只见大贺典雄身体向右缓慢倾斜，起初大家以为这是他的一个指挥动作，但随后他的身体慢慢地向右侧弯成了一张弓，观众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眼看着大贺典雄一头栽倒在舞台上。乐手们这才发现大贺典雄已经不省人事。

据当时新华社报道：晚８时３０分左右，大贺典雄突然倒在指挥台上。一位身为医生的观众在大贺典雄发病后，立即冲上舞台协助工作人员对大贺典雄进行先期抢救。几分钟后，北京市急救中心医护人员赶到剧院，将大贺典雄送往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抢救。经脑ＣＴ检查确诊为突发性脑溢血。大贺典雄被送往医院后，此次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及时救场，替大贺典雄将７日晚的演出指挥完毕。

2015年，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在大贺音乐厅演出。

被运送到中日友好医院的大贺典雄在北京治疗后返回东京继续静养。而除了在医院治疗，他疗养之地正是轻井泽。大贺典雄曾这样诉说初衷：每当我来到清风吹拂而自然环绕的轻井泽，都感到身心重获生命力。在唐松林中漫步，听小鸟的叫声，我自然地就像贝多芬那样，音乐浮上心头。蓦然发现，这里还没有音乐厅。所以，我用索尼公司的退职金建设了这个音乐厅。

大贺典雄已去，留下了大贺音乐厅，留下了东京爱乐乐团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东京爱乐乐团，将在9月28日，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的国庆晚会上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