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
张石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有一篇散文的题目就叫《冥护》。根据川端康成的日记，他在大正12年（1923）1月2日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家的栅栏着了火：
醒来的时候，无心去分析这个梦，到了下午，想为《文艺春秋》写题为这篇散文，可以说是为了修辞的兴趣，对此梦作了如下的方便的解释，所以梦火，是因为从元旦开始想写小说，不知写什么素材，祖父托梦教我说：“不用犹豫，写《南方的火》。(见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32卷，新潮社。1980年刊行，333页。)
川端康成在这里说的意思是死去的祖父在帮助他写小说，在保佑他，这是一种“冥护”。
日本人非常相信“冥护”。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特殊的，他们不像基督教世界和中国人那样，认为人死了之后去了天国或是地狱的另一个地方，而是认为死者的灵魂回到活的人之中，进入了人间中的神域“神篱”之中，神社和家庭中的佛坛都是死去的人们的“神篱”，人通过和这些死去的神灵的交流、通过对他们的供养和祭奠，同时认为可以得到冥护和保佑。
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认为：在日本的民间信仰之中(古神道)，在人死后的一定年数以内的灵魂，被称为“死灵”，由此和“祖灵”相区别，经过一定年数的供奉，“死灵”则在不断的供奉中逐渐失去个性，到了死后的一定年数以后(日本各地各有不同，有的50年；有的33年；有的30年)，要举行“升祀”活动，经过了“升祀”活动的“死灵”，就成为了完全失去了个性的“祖灵”的一部分。
“祖灵”就是“善灵”，“善灵”不会做祟，而会保佑子孙和国家，日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死者即佛”的观念。
日本宗教人类学学者佐佐木宏干认为：在日本的“佛”的观念中，具有“佛”（觉著）、和“死灵”、“祖灵”三者相互包含的性质。
“对于禅宗曹洞宗的施主的意识调查显示：家里设有佛坛的人家有91.7%”，其中‘每天都拜佛坛’和‘有时拜佛坛’的加在一起为80.6%。这个结果清楚地表明，佛坛是人们佛教信仰的中心。
毋庸赘言，佛坛是供祭佛像的地方，本来是寺院的内佛堂，也就是相对于寺院正殿里供祭的本尊，僧人在自己起居之处，安置供自己朝夕拜祭的佛像的地方，但是伴随著佛教在民众中的渗透与扩大，各家也都有了佛坛。虽然根据宗教的不同有所不同，但是大致的佛坛，与其说的是供佛，不如说供的是佛的牌位。
产生这种现象的理由虽然能列举出种种，但最大的理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佛”的多义性。
僧职人员将佛和死者的人格做意义上的连结，将佛和死者都称为“佛”，在名称上两者是同格的。通过将本尊之佛和内在于牌位的死者的人格用同一称呼来称谓，使两者的性格暧昧化，淡化两者的区别。
对于活著的人们来说，本尊之佛是佛，自己死去的亲人（牌位）也是佛，因此这种牌位更让人感到亲近，这也是人之常情。实际上，在日本各地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缺少佛像而只有牌位的家庭佛坛。（佐佐木宏干《神佛与日本人—宗教人类学的构想》，吉川弘文馆，2010年出版，150-151页）
“佛坛是在家庭内部形成的小型寺院，是微型的佛界和佛国，在这里，生者和成‘佛’的死者交流交感，形成与佛共生的特殊空间。”（同上）
日本原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其实的也有很深的“冥护情结”。
据日本2001年5月的《神奈川新闻》报道，小泉1969年参选众议院议员落选，在1972年再选时，出现了热烈地支持他的人，小泉纯一郎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支持者也不知道小泉纯一郎是谁。
以后小泉通过和这个人的交谈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在战争中死去的表哥井料铁五郎的战友。明白了彼此的关系时，小泉泪流满面，他对这位支持者说：表哥在天堂里支援我。他还向铁五郎的遗属说：现在我已成为政治家，我一定不会让战争再起。现在小泉在解释他参拜靖国神社的动机时基本也是说是为了“不会让战争再起”。
小泉的表兄井料铁五郎于1945年6月，在”特攻”中死去，享年25岁。小泉在访问他的父亲、原防卫厅长官小泉纯也的故乡鹿儿岛时，总不忘到鹿儿岛的原特攻基地知览町，到那里的和平纪念馆为表兄祈念冥福，在那里，当他读到特攻队员的遗书时，泪流满面。
在“特攻”中战死的人都在靖国神社中供奉，井料铁五郎也一定在靖国神社中供奉。
井料铁五郎究竟是小泉哪一方面的表兄？日本有资料说是母方的表兄。但据我所知：小泉的父亲小泉纯也入赘于原递信大臣小泉又次郎家做女婿，其妻子小泉芳江为独生女，因此井料铁五郎不该是小泉芳江的兄弟姐妹的孩子。而小泉纯也生于鹿儿岛，兄弟姐妹共九人，三男六女，其父叫弥三佐卫门。而又有资料说：小泉纯也的侄儿井料正公在鹿儿岛当町议员，再从井料铁五郎与小泉纯也的父亲不同姓看，井料铁五郎应是小泉纯一郎的某一姑姑的孩子。
中国人也有祖先崇拜的传统，表现在每年的扫墓与定时祭拜等宗教仪式，一般在除、清、盂、九四节及先人的生日、忌日也会祭拜。
但是中国人不像日本人，认为祖先回到了人间来保佑自己，而是认为祖先生活在另一个和人世迥别的世界。中国的墓地一般都远离现世的居住与生活地区，而日本的墓地多在生活与居住空间之中，这就是中日不同的生死观的表现。同时除死者是佛徒外，中国人一般不认为死去的祖先和佛是同一的，他们对死的认识，不像日本这样是一种全方位和无条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