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
张石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有一篇散文的题目就叫《冥护》。根据川端康成的日记,他在大正12年(1923)1月2日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家的栅栏着了火:
醒来的时候,无心去分析这个梦,到了下午,想为《文艺春秋》写题为这篇散文,可以说是为了修辞的兴趣,对此梦作了如下的方便的解释,所以梦火,是因为从元旦开始想写小说,不知写什么素材,祖父托梦教我说:“不用犹豫,写《南方的火》。(见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32卷,新潮社。1980年刊行,333页。)
川端康成在这里说的意思是死去的祖父在帮助他写小说,在保佑他,这是一种“冥护”。
日本人非常相信“冥护”。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特殊的,他们不像基督教世界和中国人那样,认为人死了之后去了天国或是地狱的另一个地方,而是认为死者的灵魂回到活的人之中,进入了人间中的神域“神篱”之中,神社和家庭中的佛坛都是死去的人们的“神篱”,人通过和这些死去的神灵的交流、通过对他们的供养和祭奠,同时认为可以得到冥护和保佑。
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认为:在日本的民间信仰之中(古神道),在人死后的一定年数以内的灵魂,被称为“死灵”,由此和“祖灵”相区别,经过一定年数的供奉,“死灵”则在不断的供奉中逐渐失去个性,到了死后的一定年数以后(日本各地各有不同,有的50年;有的33年;有的30年),要举行“升祀”活动,经过了“升祀”活动的“死灵”,就成为了完全失去了个性的“祖灵”的一部分。
“祖灵”就是“善灵”,“善灵”不会做祟,而会保佑子孙和国家,日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死者即佛”的观念。
日本宗教人类学学者佐佐木宏干认为:在日本的“佛”的观念中,具有“佛”(觉著)、和“死灵”、“祖灵”三者相互包含的性质。
“对于禅宗曹洞宗的施主的意识调查显示:家里设有佛坛的人家有91.7%”,其中‘每天都拜佛坛’和‘有时拜佛坛’的加在一起为80.6%。这个结果清楚地表明,佛坛是人们佛教信仰的中心。
毋庸赘言,佛坛是供祭佛像的地方,本来是寺院的内佛堂,也就是相对于寺院正殿里供祭的本尊,僧人在自己起居之处,安置供自己朝夕拜祭的佛像的地方,但是伴随著佛教在民众中的渗透与扩大,各家也都有了佛坛。虽然根据宗教的不同有所不同,但是大致的佛坛,与其说的是供佛,不如说供的是佛的牌位。
产生这种现象的理由虽然能列举出种种,但最大的理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佛”的多义性。
僧职人员将佛和死者的人格做意义上的连结,将佛和死者都称为“佛”,在名称上两者是同格的。通过将本尊之佛和内在于牌位的死者的人格用同一称呼来称谓,使两者的性格暧昧化,淡化两者的区别。
对于活著的人们来说,本尊之佛是佛,自己死去的亲人(牌位)也是佛,因此这种牌位更让人感到亲近,这也是人之常情。实际上,在日本各地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缺少佛像而只有牌位的家庭佛坛。(佐佐木宏干《神佛与日本人—宗教人类学的构想》,吉川弘文馆,2010年出版,150-151页)
“佛坛是在家庭内部形成的小型寺院,是微型的佛界和佛国,在这里,生者和成‘佛’的死者交流交感,形成与佛共生的特殊空间。”(同上)
日本原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其实的也有很深的“冥护情结”。
据日本2001年5月的《神奈川新闻》报道,小泉1969年参选众议院议员落选,在1972年再选时,出现了热烈地支持他的人,小泉纯一郎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支持者也不知道小泉纯一郎是谁。
以后小泉通过和这个人的交谈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在战争中死去的表哥井料铁五郎的战友。明白了彼此的关系时,小泉泪流满面,他对这位支持者说:表哥在天堂里支援我。他还向铁五郎的遗属说:现在我已成为政治家,我一定不会让战争再起。现在小泉在解释他参拜靖国神社的动机时基本也是说是为了“不会让战争再起”。
小泉的表兄井料铁五郎于1945年6月,在”特攻”中死去,享年25岁。小泉在访问他的父亲、原防卫厅长官小泉纯也的故乡鹿儿岛时,总不忘到鹿儿岛的原特攻基地知览町,到那里的和平纪念馆为表兄祈念冥福,在那里,当他读到特攻队员的遗书时,泪流满面。
在“特攻”中战死的人都在靖国神社中供奉,井料铁五郎也一定在靖国神社中供奉。
井料铁五郎究竟是小泉哪一方面的表兄?日本有资料说是母方的表兄。但据我所知:小泉的父亲小泉纯也入赘于原递信大臣小泉又次郎家做女婿,其妻子小泉芳江为独生女,因此井料铁五郎不该是小泉芳江的兄弟姐妹的孩子。而小泉纯也生于鹿儿岛,兄弟姐妹共九人,三男六女,其父叫弥三佐卫门。而又有资料说:小泉纯也的侄儿井料正公在鹿儿岛当町议员,再从井料铁五郎与小泉纯也的父亲不同姓看,井料铁五郎应是小泉纯一郎的某一姑姑的孩子。
中国人也有祖先崇拜的传统,表现在每年的扫墓与定时祭拜等宗教仪式,一般在除、清、盂、九四节及先人的生日、忌日也会祭拜。
但是中国人不像日本人,认为祖先回到了人间来保佑自己,而是认为祖先生活在另一个和人世迥别的世界。中国的墓地一般都远离现世的居住与生活地区,而日本的墓地多在生活与居住空间之中,这就是中日不同的生死观的表现。同时除死者是佛徒外,中国人一般不认为死去的祖先和佛是同一的,他们对死的认识,不像日本这样是一种全方位和无条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