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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亦农:补牢犹未晚、改革正当时
日期: 20年06月3期
作者:唐亦农

(一)

近来和外界联系谈得最多的是疫情,感觉也是即便把政治作为舍项、人在国内和身在海外的人在认识方面的差距就非常明显。这也可放大到旅日或在欧美打拼的人群,例如疫情之后我们会否直面国际舆论的围剿或经济索赔,均没有成为国内舆论关心的重点。这与海内外舆论导向的不同有很大关系,而国内对疫情很可能源于美国的认识在民间差不多已经成为主流,不过笔者虽然也很关注疫情起源的调查,但更看重的还是美方会否最终也同意开棺验尸,期待也集中在一旦从去年死于流感的美国人身上发现新冠病毒即刻就可还我们清白。

这其实表现出的也是一种不安,但不是惧怕战争、而是不愿背负疫情责任的十字架;事实也是即便没有这场疫情我们在世界上的处境也已十分微妙了,情况就如去年我们和美国的贸易争端掐得难解难分,但过程中却没一个国家肯站出来为我们发声。这或许表明中美即便开战世界也能容忍,事实也是疫情起源尚未查清欧美率先提出索赔,而那些非洲兄弟也跳出来跟着起哄,甚至可以说仅用修昔底德理论已经不能解释我们的处境。诚然后者提出的只是免除债务,不过这比欧美的蛮横更难缠,贫穷会导致无赖几乎是人类社会的一条铁则,不过我们对待那些穷国的慷慨却是出了名的,说逆向思维也可以,总之最让人担心的也是即便我们被还以清白也会再充当一次冤大头。

很难定义我们传统的对外原则是懦弱还是迂腐,但这一由毛时代开创的对外做法已经严重影响到党的威信,人们现在却是敢于抱怨了,但如果毛在世哪怕稍许流露出不满即使不被打成反革命也会按政治犯来定罪。这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就如我们习惯抨击西方的傲慢与偏见却从不检讨自己那样,尽管经济腾升了但其他方面并没跟上去,如用文化来比照,可以说等到『铁达尼号』问世时我们早有了一个红遍城乡的赵本山,但区别却是伴随着『我心永恒』这一悠扬深沉的旋律、那些把生的机会让给弱者的情节感动了无数人,而我们即便忽略突然出现的“碰瓷”现象,倍感无奈的也是富裕起来的大妈们也通过无处不在的广场舞把庸俗带给全世界。如果把责任归结给党,起因还要焦点到党对新闻媒体的垄断、自由度在世界形同垫底的排名、干部队伍中司空见惯的腐败、社会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等,甚至具体到厚彼薄己的对外政策连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人物都看不过去了,如一位前英国政要就不无感叹地抱怨说:“除中国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在国内存有大量贫困人口情况下却热衷援助外国的政府!”

其实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对外交往就是对外援助,其死后鉴于我们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援助才被叫停,但随之而来的也是用经济支援维持友好的多个国家反目。早前就有我国专家看到支援给阿尔巴尼亚的物资被扔在露天经受风雨时哭了的报道,这是人的本能表现,心疼是真,而强烈的屈辱感和内心里的万般无奈才会让人觉得委屈。有资料证明粮食最紧缺的1960年经周恩来批准我们曾无偿援助几内亚一万吨大米、援助阿尔巴尼亚一万五千吨小麦,联系到大跃进之后开始的大饥荒,这在当时可救活多少条无辜的人命无须强调了,但关键是在建国最初的十四年中我们对外援助总额达108亿人民币,并且以经济紧张期间最为集中。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几乎不算什么,但问题是到周毛相继离世为止,我们平均每年对外援助的金额高达国民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七。

尊洋友外在毛时代等同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总之笔者上大学的那个时代留学生的食堂是不对中国人开放的,等到了海外才发现五大洲的学子无不在大学共同的食堂里就餐。情况当然不止这些,如谈到当下对我人种构成威胁的自然想到有五十多万非裔非法滞在的广州,但四十年前差点引起上海大学生骚乱的正是非裔留学生在大学宿舍里嫖娼。当时改革还未真正起步、人的思想还很封闭,但那个女子的妈妈面对舆论却反戗学生的愤慨是对她女儿找到外国男友的妒忌。早前国家限制同外国人接触的做法增加了人们对外籍人士接触的好奇,另外为掩饰经济窘境或为彰显友谊则不惜给在华的外人超国民礼遇,但最后连排队入场这类世界通用的规则都改成了外国人优先就很过分了。规定得如此细腻估计少不了周恩来的干系,现在不清楚改了多少,不过从前不久要求德法两国为我们抗疫模式点赞遭拒来看,丢不丢人无须强调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外沿袭的还是早年的毛周时代的那套工作思路。

可以想见疫情如果最先发生在一个小国,恐怕世界的付出再大也不会提出索赔,换成美国或俄罗斯虽然会出现索赔的声音,即便群情激奋但地球人都明白不过是造下声势而已。不过焦点到我们自己,让人气愤的还真不是国外的发难,相反倒是国家机关对待民意的无视和不屑。如《关于表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就把李文亮与王广发并列,而后者被千夫所指就是曾代表卫建委专家组表示疫情既不传人也可防可控。显然“决定”意在模糊、混淆、淡化两者背后的体制因素,但对全国百姓却有欠公平;另外这个世界并非只有我们一家,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即便不理会国内的反应却不可不在乎世界的感受。

墨西哥作家帕斯曾表示世界上唯以色列和我们最可怜,亦即前者没有国家而我们则没有信仰,但奇迹却在于只有一千万人口的以色列每年都获得诺贝尔奖,可我们空有十几亿人却与此无缘。故而其针砭说:‘虽然这个民族历史久远,但总看不见这个民族文明的进步,说它是个弱智民族可能不是歧视,文革这么反人类的暴行,还在争论正不正确;宪政文明已经诞生几百年,还在讨论民主与专制谁好谁坏;整死斗死几千万、饿死几千万,却还在为几分功劳几分错误争得面红耳赤。而这些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接下来措词因过于苛刻故作捨项,不过我们习惯用另类思维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做法如果到头来败坏的只是我们自己,就不能说人家的批评是基于恶意。

(二)

代价其实早已显现,只是受疫情影响这次来的很大才让人觉得真实。应该说虽然很无奈但还是要承认我们在这次世卫大会上做得很到位,首先是我们通过屏视获得了在大会作演讲的机会,再就是借此向世界表明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会向世卫提供二十亿美金的援助。前者为我们争取了主动,虽然病毒的责任还未最后确定,但必定先在武汉爆发,所以即便安抚的意味明显但这样做了远胜于不做。不过二十亿美金是什么概念?是美国上一年度提供给世卫四亿美金援助的五倍,更是我们去年四千万额度的五十倍。其实即便疫情最先在武汉爆发,这么一大笔钱我们原本也是可以不花的,因为近代以来世界流行过多次瘟疫,却还没有一个疫情最先爆发的国家主动向世界施舍。

从外部世界暴露出的索赔企图也可反证出在下述几种情况下无须对疫情担责:1、疫情属于自然发生;2、在确认疫情的过程中对社会公开透明;3、对外发布的疫情相关数据相对真实。这看似简单,但实行起来并非都能做得顺风顺水,如面对去年关闭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以及美国去年发生的大流感是否包括了新冠病毒的质疑,美国至今都在保持沉默。尽管这与意在形成危害扯不上关系,甚至如此作为也可以说是当事国不希望影响扩大才抱有侥幸心理。我们抢先一步控制住疫情是以作出巨大牺牲为前提的,但不被世界看好不算还要面对追责的非难,不单与美国抓住武汉实验室不放有关,也关系到有些国家坚持疫情在世界传染的幅度和死亡率与我们早先公布的数据不成比例,不过在本文看来对我们最具威胁的还是由李文亮事件曝光出的在封锁疫情方面却曾出现过的公权力。

其实但凡熟悉国内政治的人都能想到李文亮事件至多是派出所或值班民警的自主行为,何以被国外抓住不放,在很大程度上因应的正是我们行政所置身的政治氛围。情况就如西方面对警察的过失也要担责那样,但区别却在于除非有上峰的命令否则警方无从想到会对言论者采取行动。说这是个教训,就在于国内对舆论的管控以及群众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真空该如何填补;试想如果国内的言论是自由的、信息是畅通的,即便疫情在我国暴发、只要不是人为事故自然无从谈到索赔。我们确实很无辜,但李文亮事件却等同授人以柄,疫情的起因虽然最终会由科学家调查清楚,但在这之前仅仅基于体制上的一个例行而让我们如此被动确实值得我们反省。其实党对舆论的管控作为一种治理模式足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这对最终能夺取全国政权也堪称居功至伟,然而问题是建国已经七十年了,在和平建设时期仍然沿用战争时期的老套路来规定党和人民的关系,无疑早已经落伍。

这在武汉实验室的存在方面就是一个体现,就如疫情前湖北人或许也知道这个实验室,但想必不会知道那里有最致命的病毒,至于研究的目的以及研究经费部分来源于美国,群众显然更是被排除在知情权之外的。其实美国也是如此,在逃避社会监督的同时也兼顾了国家秘密,只是结合本文论点,我国公众在权利缺失方面则是制度性的,其欠点也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素质和执法者的作为。例如武汉水产市场最初被怀疑是疫情源头,就和我们的饮食文化以及官员的懒政有直接关系,因为一些珍贵动物是受法律保护的,而现场宰杀直接排进地下管道的血水如果长期得不到清理,即便没有衍生出疫情也会影响到市民的生活品位。这是地方的事,甚至很难说体现出的就是中央的意图,但把这比作一种社会生态,严格一点说直接关系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升华或沉沦。

据此可否说不断给我们设置难题的不单是美国、同时也包括了我们自己呢?放大一点说以近前被舆论注意到的护工现象为例,事情就远不是加重患者负担那么单纯,而院方竟也从中提成并已经形成规则,就足以说明我们的体制出了毛病。这不是把护士降格或优遇到仅试试体温或打打针那么简单,严肃一点讲这颠覆的是举世公认的护理精髓,比拉开我们同世界的距离更严重的是,这一决定直接挑战的也恰是被人类社会广为接受的南丁格尔精神。说我们这个社会病了也在于这和辅警制度极其相似,相应标示出的是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编制内人员已经退出工作一线,而编外人员的产生不仅无端加大了国家支出、也让等级观念变得更加普遍。同样集中在医疗方面的事例还包括了一些五花八门的医保规定,这当中尤以北京出台的一项重病可报销的上限为一年五十万元的规定最为显著。这乍看上很像官方的善意,但同时难以掩盖的也是北京的医疗费用已经高得离谱,据此仅以还算普通的月薪为一万人民币的白领计,这种人一年的总收入不过十几万元,那么可报销五十万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该否说这是一种借医保名义加大对公众盘剥的事例呢?因为重病患者在全人口中毕竟属于少数,再把更多的没有医保的人口考虑进来,这种水涨船高的方式无疑是设套,并且最终也表现为以逼迫没有医保的重病患者倾家荡产为目的。

韩寒在一篇短文里谈到让他感到失落的环境时,称“前几十年叫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则让人自私和贪婪,”不过具体到党的责任,国内除自由主义色彩明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人表示出的是无关痛痒的态度。尽管如此、也招致后者不满的是由政策扶植出新的权贵阶级,这使得矛盾性质上已不限于社会公平与否,明显让人感觉到是我们体制出了问题。相比之下海外的反体制人士则坚持民族复兴必须以共产党下台为前提,只是目前这不仅没有可能,甚至从安定出发也无从反映出多数人的利益。另外共产党也不会“让贤”,而国内根本不允许出现可取代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不过联系到十数亿人口和五十六个民族的基本国情,如果说社会主义更适合我们,在不把政党政治作为选项的前提下可否把实现人民参加当作政治改革的重点、让党的机能主要凸现为带领群众去监督政府呢?其实这对共产党来说该不是什么挑战,并且即使这样设计成功了也不影响对国家掌控的主导权仍控制在中央手里,而目的仅在于“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想让国内政治变得清廉起来关键就是要求党能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

(三)

这里反复强调的是党,道理也在于国内政治清平与否全系于其一身,并且过程中也根本不允许有反对势力或反对的声音。这样并非全是坏处,甚至只要做法正确成效就非常显著,如国内的经济改革,短短几十年就使我们跻身到世界前列即是如此,但问题也表现为一旦抉择失当举国上下就会经历一场巨大浩劫,而大跃进和文革都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这当然也要关联到政权的性质,也就是说共和国发展至今大体经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两个时段,并且如以毛辞世前后为界尚可区分为封建专制和开明独裁两个时期。不过新中国也并非完全排斥民主,如建国之初社会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这从1954年宪法也可以反映出来,那是确定为国家性质的内容里面唯一没有专政二字的宪法,强调的只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学界对专制和独裁有着明确的区分和定义,一般来讲专制通常被看作是封建的、以农村为背景的产物,而独裁则是现代的并以城市文明为背倚。这和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改革前后有很大的对应性,不过同历史上的专制社会相比,不管是毛还是党自身都聚集了相当一部群众,而特点就是有助社会保持稳定。尽管如此在顺序上无论是党还是毛本人,在他们的前面必定还有人民,用现代理念来理解党其本质上无非是个群众组织,故而建国七十年来党和人民的关系不应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宿命。比较而言我们这个党的特点在于更有理想,为追求更长远的目标过程中曾不惜要求群众放弃私利,人们确实照做过,但基本是以被煽动起来的阶级荣誉感做为支撑。这作为左的一环破灭后对当下集中表现为自私和贪婪的人性影响极大,不过严格检讨还是我们的体制在设计方面出了毛病。

在日本做社会调查的时候笔者不止一次听到“日本是共产主义”的抱怨,这几乎更多地发自或曾经或当下事业有成、但囿于日本的高税收虽然可以生活的很体面但不可能永远富有的那种人。这相应印证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不过政治本身就是通过再分配让社会保持平衡。民主国家中如以德国为例,他们也有巨富但远不如我国那么普遍,而炫富更是不可想像,可以说富豪跟普通家庭一样在生活追求方面也没太大差别,即使假期也更钟情在庭院里种花或到附近的海边去享受阳光。民主国家也不乏政治宣传,但这永远不可能是政府的行为;他们的政争或党同伐异的情况也很激烈,不过在公共需要的紧急关头都能施之援手,即令面对死亡也能从容不迫地像个绅士。

即便如此,即使在民主国家里个人的声音也是极其微弱的,互联网时代是个飞跃,但情况也像国内某位地方官员所言那样,舆论顶多是能维持几天的事。当然这无碍名人效应,不过却可感叹我国虽大但也只有一个崔永元。西方弥补这种不足的方法就是结社,即采用集体的力量来维护市民的权益,压力团体就是这么出现的,其主轴就是以行业为代表的院外政治压力团体。他们游说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官,目的就是希望出台有利于本行业的法律法规,作为回报他们不仅给政治家提供政治献金,甚至也用金钱行贿,这很肮脏,但却是西方特别是美式民主的重要手段。作为规制手段法律要求政治献金的数目必须公开,而民主机能也焦点为国会议员不可能均被一个行业所收买,而各种利益在国会山的针锋相对则可让对立在相互妥协中达到平衡。这即为民主,和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完全不是一个模式,亦即与手段和形式相比他们更重视结果和机能,过程中厉行的金鱼缸理论就是让政治运作对公众全部透明。

从国内的实际看,我们的手段和结果也是很难统一的,就如城管和上访甚至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有的社会现象,方式不仅是对抗性的,毫无效果而言的实际反映出的也是社会的无奈。其实共和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写下来的,即便党开始着手一方政权的井冈山时期除战乱和血腥外也没给当地军民带来利益;抗战胜利后国人没有获得片刻生息便被卷进内战,但这些付出与与伴随着改革让社会重新撕裂越发显得没有多大意义。前总理温家宝却是屡次提出要让全国人民都享受到改革的红利,但眼见的却是国内越拉越大的阶级差距。可否说自从我们引进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就足以证明党的理想已经破灭了呢?纵然国内的大型骨干产业还控制在国家手里,甚至在抵御外部资本进攻方面也起过作用,但作为近亲繁殖的温床展示给国人的却是腐败、亏损、和典型的低效率。尽管如此、党内的主流理论却不觉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改变的就是国家性质,至今还坚持决定国家性质的关键要看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这很像已经进入并完全习惯了虚拟世界而把一厢情愿看作真理的前苏联官僚,竟荒唐到不知道自己是谁!

本文坚持党必须回到群众中去本身就包含了党的利益,但却是用保持党不被群众唾弃、且能最大限地恢复群众对党的信任为体现的。这有感于民间针对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常以毛泽东还阳也无济于事的惋叹,既然如此何不请出人民群众这个上帝。其实视人民群众为上帝的是毛泽东,他确实借助人民力量搬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但夺得政权后便不再要求民众的参与了。其实权力和腐败的关系在政治学里不是一个新概念,想让权力保持清廉只有引进监督机制,而能起到这个作用的是群众而不是党自己。特别对社会主义而言,由历史证明的特点就是群众因手中无权、即令受到伤害也只能处于无可诉讼的境地。故让党回到群众中去不仅是观念的转换,直接涉及到也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本文期待的政治改革是指除中央外党在地方不以机关的形式出现,政权营运也以住民自治为基础,而党的作用就是带领群众监督公权力运作的全过程。这不仅有利于地方的贤才和有识之士在家乡建设中施展才华,在廉政方面也可以让不合格的官员及时受到处置;曾经的行政规定据此将逐步得到重新审理,横行乡里的黑社会势力也将被彻底瓦解,而随着社会公正逐步到得到恢复,人性中善的一面自然也有望复苏。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缩影,但因直接触动的是权贵集团的利益,所以说成功与否的关键还要看党值此关头如何定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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