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石

　　这本《云蝶无心——中日文化随笔评论集》是继我的《东瀛撷英——张石随笔集》之后的又一部文集，其内容也主要是发表在《中文导报》上的有关中日文化比较和往事回忆的随笔，但它和《东瀛撷英——张石随笔集》不同的地方是其中有一小部分作品，是我在中国时写成的，主要是发表在当时北京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上。

　　那时，我还很年轻，日本的文化是我研究的对象，同时我也对日本十分向往，那时虽然我并没有来过日本，但是通过读书和研究，使我在心中所构筑的有关日本的形象是璀璨的，在《一水萦流处处通》我写道：“‘一水萦流处处通’日本人就是这样，游心于流变，化解于万物，表现了独特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表现在日本文化的各种形态中。以这种文化性格检讨我们在近、现代接受外来文化的情况，我们会在对比中发现，我们的文化再创造往往是极力寻求一种文化的单一化，实质是在寻找一种压抑性的权威(中国现、当代的全面反传统都具有这种文化性格)。我们经常持有一种‘客观现实’的概念，这种概念意味著必须把新颖性和多样性在不变的普适规律的名义下排除出去。我们看到，中国的许多古老宗教以及富有强烈的美学色彩和民俗价值的节日在我们这里已基本消失，但却完整地保留在日本文化中，与他们固有的文化、现代化共存共生。七夕、屠苏、盂兰盆……这些芜杂的文化因素，并没有使日本文化趋于无序，相反使他们从中得到一种与祖先、自然、超迹象的世界的微妙的联系，得到巨大的心理依托感与美的升华。”

　　在我的心中，日本也是神秘而充满魅力的，我在《中心空虚的日本文化》这篇文章中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解释日本，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解构’是—个中心空虚的意义链，由于中心空虚，它的能指(signfiant)和所指(signifie)（１）是无限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一定象徵著什么，而这个象徵的事物并不确定，因为象徵的后面还有象徵，象徵的象徵后面还有象徵……这就是主题的无限后退和延搁引起的意义的无限递进，可以说所有的符号都是能指，因为‘解构’中没有所谓‘最后的显现’，而是始终存在著补充、边缘、缺席、延搁、空间，因此可以无限地演绎下去(正像罗兰．巴特说的大箱套小箱一样)。

　　日本的这种文化——心理模式使日本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特别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能保持民族传统中的内在动力又会沿著自己所需要的任何方向发出裂变，以适应新的局面。这使日本民族能最大限度接受外来文化的启示、指引，又能使外来文化延续在民族文化的‘能量链条’上，同时也使外来文化处于符号演绎的无限裂变中。而中国的文化——心理模式由于崇尚稳定而不善变化，又由于不善于发生‘解构’式的承接，因此在旧的结构发生动态性危机，即某个参与平衡的因素发生能量倾斜，其意义不再有演绎的馀地时，往往发生结构的崩溃。但又由于那种崇尚稳定的意识长期积淀，形成了深层次的不善变化、不善解构的心理原型，因此文化能量在旧的结构解体后往往不是通过‘解构’过渡到新质文明中去，而是旧结构在文化能量重新分配后的‘复制’。这种文化机制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容易形成物理性的排斥和吸引，而很难完成旧质文明‘解构’的，富有生机的续接。”

　　那时我充满了激情去赞美日本质朴的文学。我在评论日本俳句家松尾芭蕉的一首俳句中写道：

　　“‘马上沉眠，梦残、月远、茶烟。’

　　这究竟是一幅原原本本的客观图画?还是芭蕉寂冷而微妙的感受?说它是图画，那冷月和茶烟分明笼罩身心，渗入残梦，颠簸于他沉沉的睡影之中。说它是感受，那芭蕉又分明嵌于画中，形影相吊，只不过是辽远的冷月和淡淡的茶烟的一个沉睡衬景。

　　然而这正是芭蕉，他把自然吸收到自己的心中，触发出与宇宙精神暝合的直觉，又把自己深深地沉没于自然和艺术之中，‘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达到了他最高的艺术境界——闲寂。

　　在这种境界中，你找不到芭蕉作为艺术的主宰者和创作者的视点，他向你提供的是万人共感的视点中意象的自在性。你只能站在你自己所选择的新的视点去重新咀嚼，重新体验，重新领略这幅图画，而它的深度，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具象，超越了文字，也超越了芭蕉本人，这是主观精神力图同宇宙精神取得同样的广延性而达到的禅的艺术境界。”

　　然而来到日本后，我发现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我是一个曾经被我作为日本文化的对照物而批判过的中国文化的活生生的载体，我深深赞美的日本文化，似乎并不受纳我这个载体，无论我对它是多么向往，从本质上说我仍是一个中国的文化人，而且是没有了太大的可塑性的中国文化人，我来自于“白发三千丈”的豪放而壮阔的文化，不管我怎样赞美“樱花花蕊在透明的雨滴中梦般的呢喃”，我仍然更倾心于“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豪壮，不管我怎样讴歌日本精致如微雕的秩序，我仍然更与“其翼如垂天之云”的无挡不羁的鲲鹏共鸣。

　　我曾在无时不在的文化冲突中感到了撞击之痛，我曾在只能旁观而绝无参与之门的空虚中体味文化的休克。但是我却没有逃避之路，因为我必须在这个我曾自以为很熟悉，实际对我来说仍是十分陌生的文化中生存下去，并养家糊口，我曾描写过我穿著厚厚的考拉形状的外衣，化妆成考拉，为日本某地的一个庆典活动打工时的一段经历，我写道：

　　“汗水浸透了兽形罩衣，也流进了我的双眼。透过迷离的眼睛、迷离的眼镜和作为‘考拉’的眼睛的更加迷离的有机玻璃罩，我看到了一个重叠、扭曲、倒转的世界。墨绿色的草地上滚动著无数个夕阳，我疯狂地跑著，惊恐地躲避著每一个夕阳：孩子们疯狂地追著，他们一脚就踏碎一个夕阳，红色的风，流进了我的眸子。

　　……我迷失了我自己，找不到前面的路，也找不到回去的路。我无法向孩子们证明我是考拉，我也无法向孩子们证明我是一个人，我更无法证明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认识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不认识我，只有滚动的夕阳扯动著白昼最后一缕紫光，把我带到了一个如此陌生的黑夜。

　　我后悔我那时没有求人为我照一张相，如果照了的话，我会寄给我远方的女儿，并告诉她：爸爸也做过‘考拉’，像你在迪斯尼乐园里看到的一样。”

　　那时，我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野鸭，在一片荒疏的芦苇里飞不起也落不下。我无法证明“我是谁”，更无法向别人说明“我是谁”。

　　然而在奋力求生存的过程中我看到，我的同胞们和我一样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从挣扎到安居乐业，从安居乐业到贡献于祖国也贡献于日本，他们有许多人从无尽的泪水中走向了无尽的微笑，从失落的泥沼走向理想的升华。他们中也许有许多人并不是像我这样自称“文化人”，但是他们卓绝的奋斗和成功来源于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

　　这种奋力求生存的过程也使我领悟到：文化是没有优劣之分的，中国文化不是证明日本文化优秀的负面的对照物，同时日本文化也不是中国文化卓绝的负面的镜子，从个别的对比中去说明哪一方好哪一方不好是可以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总的来说，文化是没有优劣之分的，从横向来看，有时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某种文化落后了，但是从纵向的几千年的文化史上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像大海的波涛，高低起落，有时超出其他民族的文化，有时就低落下来，它们基本上都有过辉煌也有过没落，而它的生灭涨落的原因，则是一个无限后退的谜底，我们似乎永远也抓不到它，而作为一个个体在异文化中生存，不用削足适履，完全抛弃自己原有的一切，去“脱胎换骨”，而是要发挥自己原有的文化修养中的优势，同时谦虚地接受异文化中新鲜的营养，找到自己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独特位置。

　　(1)能指(signfiant)和所指(signifie)：语言学中的用语，简单地说，我们用玫瑰花象徵爱情，玫瑰花就是能指，而爱情就是所指。

              2005年3月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