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海玲

李叔叔的外号叫大番薯。香港人把红薯叫做“番薯”，把马铃薯（土豆、洋山芋）叫做“薯仔”。我猜想，给李叔叔起外号的人原意是指他像马铃薯（这是通过我对他的脸观察而来的自信），但李叔叔四十好几的人了，叫薯仔怪怪的，所以叫了番薯。这无法改变他的脸像马铃薯一样，整个儿呈弧度很小的椭圆形，面上有一些凹下去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削土豆皮的时候要挖掉的坑坑洼洼之处，那里安上了五官，当然，鼻子是凸出来的，像土豆发芽了一样。

我这样写李叔叔绝无贬义，只是说了事实，并且，其实李叔叔看上去还蛮洋气的呢。他有一米八样子高，微微中年发福，他的头那样大又那样椭圆，脸也大，白白胖胖，看上去有点浮肿。这张脸上常常浮现著微笑，眼睛像绵羊一样温顺。

李叔叔是我们家到香港后的第一位朋友。他住在大埔仔上村很高处，再走十几级阶梯，就到山顶了，可以望见美丽的海。他的爸爸妈妈住在我家的隔壁，准确来说是两家的院子紧邻，隔著栏杆便可说话。李叔叔每天傍晚从邵氏电影公司下班，就到他父母家吃晚饭，有时也过来我家坐坐。

在我们到香港第二天，为腾出一间小房安身而往外搬我外公的电影拷贝时，他就跑来帮忙，大而白的脸上布满了汗珠。

李叔叔在邵氏做电影剪辑，一做就是十几二十年。每天早上坐邵氏的班车去上班，傍晚散步回来。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嫖也不赌——如果一点小麻将不算赌的话。除了日复一日剪辑电影，李叔叔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就是早上喝奶茶，晚上听音乐。

奶茶是普通的立顿茶包，配三花牌炼乳，再加上几块苏打饼乾，就是早餐了。音乐是李叔叔的最爱，他邀请我们一家去他家听音乐，灯光很暗，音乐从四面八方包围人。

李叔叔的小家一室一厅，厅的正面是一幅很大的油画，占据了整堵墙。厅的四角是好几个大喇叭，有巨大的放唱片的柜子，里面的唱片那样多，我只记得有台湾的旧情歌——也许是这些歌曲的缘故，李叔叔是当时极少会说普通话的香港人之一，虽然是港式的，但足以让我们一家倍感亲近。

李叔叔是有妻子的，还有三个孩子，只是妻子带了孩子跑掉了，于是李叔叔就成了个单身中年。大埔仔的人说，李叔叔曾经将妻子关在门外任她哀求到天明，原因是她每天打麻将到夜深才回来。这事我无从证实，但在他慈眉善目的脸上寻找不到那样冷漠的痕迹。

李叔叔常常带我去看电影，也带我去邵氏看他剪辑。他小小的剪辑室只有几台机器，在我看来毫无趣味，我对旁边的配音间比较感兴趣。一个面无表情的阿姨看著银幕对著麦克风挥动手上的一件衣服，左一下，右一下，香港武侠电影的刀光剑影便风声飕飕了。

李叔叔曾经替我的外公剪片，说到我外公总是称“先生”。也许是怀旧，也许是同情，他对初到香港的我们十分关切，在原本与音乐相依的休息日，领著我们看戏、吃饭和拍照——那时我们身怀将“拍照”本身当作娱乐活动的习气，在旖旎海岸和火树银花之夜留影。出门总是李叔叔抢著买单，囊中羞涩的我们则一去商店就买三花牌炼乳送给他。记得有一次他兴奋地到我家，说要请我们吃饭，因为他在日本得了个什么奖，叫他去领奖，他没去，但有奖金。他的奖金，我忘记变成什么被吃进去了。

在我们到香港一年后，需要将房间让给刚从大陆去的亲戚。李叔叔将他的家让给我们住，他搬到父母家和他的侄儿睡上下床。我们一个月交一千港币给他算作租金，这价钱当然比市价低。他的留声机唱片原样摆放任我们使用，但我们无暇顾及，对油画也视若无睹，这种情形用日语叫做“送珍珠给猪”。

搬家之后，李叔叔每天晚饭吃罢，便回到摆放著他的家具但住著我们的家来，为了给我爸爸送报纸并聊天。一块钱一份的《东方日报》，厚厚一叠，是李叔叔白天在报摊买的，他看完，便带来。我爸爸在香港卧病期间，李叔叔每天都来陪他聊几句，从不间断。

在我来日本很多年后，听说李叔叔的一点消息，他患了严重的肾病，情况紧急地去大陆排队等换肾。再后来去向便也不明了，我甚至负向思维地担忧他可能已不在人间（这里祈愿一句他长寿健康）。

再一次看到李叔叔的消息，或说回想起他的名字，是在今年深秋，我去采访东京国际电影节。在会场亲密接触电影的时间空隙，我突然想起了李叔叔。在旧资料网站上，我看到了他的名字，1985年，最佳剪辑奖——我清晰地记起了在清水湾我的家门口，李叔叔下班回来笑嘻嘻地说，他获奖了，要请我们吃饭。

原来那一年是1985年。原来曾经彼此善待的人，即使萍踪缥缈，生死不明，也不影响他活生生的存在。就像我在名单上看到李叔叔名字的时候，那些温暖的记忆重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