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家祺
一个时代“随风而去”
历史上极重大的变化，人们把它称为“划时代”的变化。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1054年，东西方基督教会分裂；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都是划时代的变化。M．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英文“Gone with the wind”直译为“随风而去”。它描写了经过南北战争的美国，一个时代“随风而去”。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开始发生大变化，但不是什么“划时代的变化”。1989年的“六四屠杀”，对中国来说，最终埋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使中国回到了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的那个时代，对苏联、东欧、全世界来说，1989年冷战走向结束是划时代的一年。当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是为了适应中国大规模私有化，用“三个代表”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如今“人本主义”又掩盖了“三个代表”微弱的光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其说是重视马克思主义研究，还不如说是面对中国日益恶化的两极分化，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关进研究院”，防止它与下岗工人、流动的农民工相结合。
1989年后，随著中国私有化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思想界愈来愈越出马克思主义的圈子。自由主义、新左派、浪漫主义、人本主义、佛教、基督教同时传播，超女和孔老夫子同时在争夺青年一代，思想控制愈来愈挡不住文化多元化大潮的冲击。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时代。
作为文化多元化的一个分支，威尔逊的学说将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产生并扩大影响，特别是会越出生物科学的界限，渗入社会科学的传统领地。威尔逊是当代社会生物学学科的创始人（参见《前哨》月刊今年第八期文章《马克思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他曾说，“神经生物学、个体生态学以及社会生物学方法和思想的适当延伸，将为社会科学奠定一个较为理想的基础，而至今仍然分隔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裂痕，最终将会消失。”本文从威尔逊的学说，从填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鸿沟角度来看一看人类社会的道德、科学、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
（一）关于社会和道德
爱德华．威尔逊在他的《社会生物学》一书中，区分了“群体”与“社会”。他说，“群体的边界是基因流的一条骤减带，而社会的边界是一条通讯的骤减带。”威尔逊把“通讯”和“社会”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社会”概念最根本的特徵。人类因通讯方式不同形成各种不同的社会。17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国际社会”，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大大小小的“邦国”和骑士领地就是其成员。机器人按不同的性能和不同规则，也可以组成“机器人社会”。
道德不是人类社会中独有的现象。道德与社会成员之间的通讯、识别水平、对以往行为的记忆密切相关。无论动物，还是人，如果个体之间通讯不良，或者不能相互识别，或者只有偶尔一次接触，而没有第二次联系，相互之间就不能形成道德关系。流动性很高的人群，在缺乏个体识别机制下，往往难以保持高的道德水平，相反，与世隔绝的山村、长期合作的人群往往有高的道德水平。白蚁、蚂蚁、蜜蜂社会中充满著利他主义与献身精神，也许与它们之间的个体识别无关，不是一种道德现象。一般来说，道德是同一种物种内的现象，在食物链上，天敌与猎物之间无道德可言。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作为一种“行为体”，国家既具动物性，又有人性，“国际社会”中的道德在很多方面就不同于“人类社会”中的道德。围绕著“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并不是“六人会谈”，而是六个“政治动物”之间的对话和较量。
（二）关于科学、历史和小说
把科学和小说连在一起，大概是爱德华．威尔逊的一大“发明”。
一切科学，都需要对科学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抽象。点、直线、刚体、理想气体、生态体都是简化和抽象的模型，有了这些简化和抽象，才有几何学、物理学、流体力学、生态学。经济学也离不开抽象和简化，经济学中的“理想消费者”在许多方面与“傻子”一样。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体”无法简化和抽象化为“傻子”，因为政治家或政客一个比另一个聪明、狡猾，所以，直到今天，政治学还不能像经济学那样科学化。经济学、政治学在研究人的行为时，还是做了许多简化、抽象化，然而，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他不能舍弃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特性，历史现象是一种极具复杂的“多体运动”，与物理学中的“多体运动”相比，每一个行为体都有自主行动能力，而且行为体还有“个性”，行为体还有道德、理念、理志力，面对这样复杂的“多体运动”，历史学家无法藉助于数学语言来描述，只能用人类的文字和语言加以叙述和描述。与历史规律相比，物理规律是极其简单的规律。
爱德华．威尔逊说，如果我们以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动物学家来看人类、看人类在科学、文化上的成就，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社会科学不过是“生物学的分支”，“历史、传记、小说则是人类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记录，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则共同构成了单一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我们许多人用许多时间去写小说，写传记，这种东西已多得如同森林中的树叶一样，数也数不清，在威尔逊眼中，这些东西不过是研究某一种物种的动物行为的备忘录而已。
（三）关于人性
有人以为高官与平民、富人与穷人、发明家与普通人有不同的人性。爱德华．威尔逊说，人性到处是一样的。曾称为“恒道法师”的香港人廖凤鸣在出家数年还俗以后说，“宗教界的人与外界无分别”，“人性都是一样的”，“穿起袈裟事更多”。这些看法，与威尔逊相同。
人类是一个单一的物种，在地球形成后的46亿年历史上，人类史存在的时间不及十万分之一。如果把46亿年当作一年，全部人类史只有5分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不到一分钟。世世代代所有的人不仅有相同的身体构造，而且有一样的人性，即由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理性结合的同一人性。动物并不都有理性，有的动物没有神经系统，也有的动物有神经系统却没有脑，就是有脑的动物，理性水平各不相同。与人的理性相比，动物理性是“低理性”。人的理性高于动物，可以称为“高理性”。但人不会因种族、民族、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高低而有不同的人性，人与人的区别，并不在于有人没有“动物性”，而在于用理性控制人的动物性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宗教的修行，实际上是人凭藉理性对人的情欲的控制。
（四）关于宗教
一切动物的个体的生活史都是一部苦难的历史，唯有人类，随著文明的进展，才逐步减轻了苦难，然而，人仍不能免除苦难。挫折、疾病就是苦难。有人哀叹自己的苦难，作家史铁生比任何人更了解苦难，他说，他刚坐上轮椅时，便觉得天昏地暗，等到坐出褥疮，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他说：“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面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宗教不同于科学，宗教是人对个体生命史中苦难及其意义的认识，宗教探寻的是人生的意义。宗教应诺人一种生活，宗教发现了那种生活，不过，不同的宗教向人展示的是不同的生活。宗教之所以万古长青，就在于没有一种宗教能在现世实现它的应诺。如果一种意识形态答应人可以在现世消除苦难而又不能实现时，这种意识形态就会面临破产。马克思主义尽管穿著“科学社会主义”的外衣，它答应人在现世中就可以到达理想社会，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乌托邦主义面临同样命运的根源之一。当20世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结束后，在21世纪的今天，宗教之间的争论却不会停息。
（五）关于经济和政治
经济与宗教一样，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现象。威尔逊说：“只有人类才有经济问题，人的高度智慧和表徵能力使得真正的物品交换成为可能。智力也允许交换在时间上延长，并且把物品交换转化为互惠的利他主义行为。”而“金钱是一种用数量表示的互惠利他主义。”
与经济、宗教不同，政治并不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动物社会中也存在政治，而人类的政治行为充斥著动物性。
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国家从来不是人，不是机器，也不是一般的动物，而是具有理性的特殊的政治动物。直到今天为止的全部人类的国际关系史表明，国家关系学本质上是广义的动物行为学的一个分支。国与国之间政治冲突有时通过战争解决，有时通过政治来解决。所谓政治解决，就是通过理性、对话、协商、妥协来解决，但在政治解决的背后，依然存在著暴力和暴力威胁的影子。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与一般动物还有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国家能作出种种行为，但国家不能移动自己的身体，所以，地缘因素往往是国与国关系中头等重要的因素，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地缘不同。那些以“一厢情愿”态度来处理国际关系的人，由于不认识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往往是适得其反。
极大多数政客是另一种“政治动物”。政治家与政客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政治家在参与政治时，往往要藉助于某种意识形态以取得人们的信任，他们时而表现“义愤”，时而向人提出“忠告”，但他们的最终目标，在动人的言辞后面，几乎都是权力和地位。因为动物没有信仰，那些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真有信仰的政客，也许不该归入“政治动物”一类。然而，把政治理想变成一种信仰、并以强制方式实现信仰的人，这种乌托邦主义从来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爱德华．威尔逊把生物的环境分为两类，一类是物理环境，另一类是“活环境”（Living part of the envionment），包括捕食者、被捕食者和竞争者。对有高度发展的理性的人类来说，人类社会的政治□□无论是社团政治、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与动物社会的政治有一点根本不同，动物不能改造它的“活环境”，而唯有人类，能通过理性来使权力制约权力，来改造人类的“活环境”。政治家改造不了自己的本性，政治家也改造不了人的本性，一切企图改造人的本性的政治都是妄想，政治家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人类本性，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物理环境和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在内的“活环境”。 （写于2006年8月5日凌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