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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华人作家笔下的“靖国神社”
日期: 15年07月4期


唐辛子

旅日华人前辈张石兄的新著《靖国神社与中日生死观》 ,今年3月由“南粤出版社”出版并在香港发行,真是可喜可贺。张石兄来日本之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讲师兼助理研究员,现为在日华文报《中文导报》编辑局长兼副主编。除了撰写中日关系的新闻与时评,多年来张石兄还一直笔耕不止,从小说到随笔,到中日两国的文化比较研究与历史渊源探讨,有过多种书籍出版问世。

 靖国神社在敏感的中日关系中,一直是个引人瞩目的敏感源。作为介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中文写作者,如何向中文阅读世界介绍靖国神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化身”,而参拜靖国神社,不仅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还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野心不死”----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之下,中国作者要向中国读者介绍靖国神社,几乎毫无例外地要首先表明自己的爱国立场,要在文章中先挖好一个“政治正确”的战壕用来防身护体,才敢继续发声。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人民公敌”。

 

但是,张石兄在他的《靖国神社与中日生死观》一书中,并不修筑任何防身护体的“政治正确”战壕,也没有例行公事的爱国立场声明,而只是遵循自我的客观认识,用研究者的视角,以民族性为起点进行历史追溯、以人性为原点进行文化对比、并通过不同的人文传统,论述中日之间完全不同的生死观认知。通过此书,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日本为什么会存在靖国神社?中国为什么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天皇为什么不再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日本为什么会存在靖国神社?在第二章的“日本人生死观的迷津”与第三章的“日本人生死观的变迁”中,张石兄追溯历史,从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四大怨灵”故事开始,向读者介绍了日本王朝社会的“怨灵文化”,以及随着佛教传入日本,在禅宗成为武士的宗教之后,日本人的生死观如何发生重大转变---也即从包含怨灵文化在内的“御灵信仰”,转化为“死者即佛”的生死观。

“死者即佛”是日本人的生死观,也是日本独有的宗教观。“佛”在日文中写作“仏”,查阅日文词典对于“仏”的解释,不仅指菩萨、佛陀,也指死者。而关于“死者即佛”的思想起源,日本学术界至今并无定论。不过,看一段曹洞宗创始人道元禅师的思想,可以稍许了解日本人对于“佛性”的认识:

道元禅师认为:现象世界的无常迁流之态,本来便是佛性----“草木丛林之无常是佛性,人物身心之无常是佛性,国土山河之无常也因佛性而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的智慧觉悟),也因成佛性而变无常,大般涅磐,则因成无常而变佛性……”。

呵呵~,道元禅师这几句话,真是令人感觉好深奥。简言之,日本人的原始神道,是现世主义的,即使后来佛教传入日本,这种现世主义不但没有消失,还被融入到日本佛教之中,令日本佛教拥有与中国佛教完全不同含义的现世性格。因此,不仅仅是道元禅师认为连无常也有佛性,就连日本净土宗老祖法然上人也认为现世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法然上人的弟子親鸞更是提出“恶人正机”之说,强调恶人正是阿弥陀佛拯救的对象,只要对弥陀净土有足够的信心愿望,恶人也能成佛。

因此,张石兄在书中写道:
“在日本的历史上,根本无法找到像中国的秦桧那样‘遗臭万年’的人物。”
“在日本,死是一种全方位的肯定,不会‘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
因为不管善人恶人,死后都成了“佛”。

除了日本人自创的“死者即佛”思想,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中的“怨亲平等”---因为“怨亲平等”思想与日本王朝社会的“御灵信仰”拥有某种不谋而合,所以,从日本平安时代的朱雀上皇开始,日本人便为战争中牺牲的敌我双方死者都一视同仁地建碑祭祀。例如著名的镰仓圆觉寺,就是为祭奠从1274-1278年,元军二次侵袭日本而战死的日本、蒙古、中国以及高丽的战亡者而建立的寺院。甚至在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日本军人也为英勇抵抗日军入侵的我民国将士战亡者实施祭奠,连当年的《朝日新闻》在报道战况时,对于牺牲的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都一律称为“英灵”。

因为这样的生死观,所以,当2013年12月26日,中国和韩国对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提出抗议时,日本雅虎的网络民意调查则显示:超过13万人参加的投票结果表明:有84.1 %的日本人认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妥当。理由不仅因为“死者即佛”,还因为“哪个国家都对为国牺牲的人们进行祭奠。”

那么,在了解到日本人“死者即佛”的生死观之后,是否就可以原谅并包容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为了呢?张石兄在书中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死者即佛”、“怨灵恐惧”的宗教观而产生的“祭奠敌人”这一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产生了恶劣的质变,并加剧了侵略战争的残酷:

“日本独特的生死观和日军祭奠敌人的活动,在抗日战争中,在武士阶级的生死观的延长线上,发生了最恶劣的质变。首先,它彻底抛弃了王朝文化中的‘怨灵恐惧’‘死者即佛’的与现代人道主义息息相通的精神内涵,把‘为忠而死’推向极端,只要一心‘为忠而死’,一切残虐行为都被视为‘英雄壮举’,‘忠’凌驾在一切生命之上,包括敌国的军人和民众及日本军人自己的生命。”
“‘慈悲’与‘觉醒’的观念,是构成佛教‘开悟者’的两大特质。如果抛弃了‘慈悲’这一佛教基本的实践精神,而把‘忠’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那么‘死者即佛’的观念反而会使人对最宝贵的生命产生轻视:一方面会对杀戳本身减少罪恶意识,一方面会轻视自己的生命,因为在他们看来,反正杀者也‘成佛’,被杀者也‘成佛’,因此使杀人作恶变得毫无顾忌。”

除上述之外,张石兄还在书中写道:尽管侵略战争如此残酷,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士兵的处理政策却是“以德报怨”,当苏联将几十万关东军士兵俘虏到西伯利亚时,中国人却将几百万日本人送回了日本---“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因此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说:“把日本人送回到母亲身边去”。

这之后,从中国国民党政府到中国共产党政府,都相继放弃了战争赔款,在战后四十年间,对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也从未提出过异议。直到1985年8月15日,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之后,中国才首次提出抗议,而中国抗议的原因,是因为靖国神社第六代宫司松平永芳将十四名甲级战犯在靖国神社合祀。

“如果不否定东京审判,日本的精神就不能复兴”松平永芳在《“靖国”服务14年的遗憾》一文中这样写道。针对松平永芳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张石兄在书中指出:
“松平永芳将甲级战犯在靖国神社合祀,并不是出于‘死者无罪’、‘死者即佛’、‘冤灵信仰’等文化信仰,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重新评价‘东京审判’的历史观的意志的。”

并因此指出日本天皇为什么不再参拜靖国神社:
“如果天皇继续参拜,就是在松平永芳充满了政治与历史动机上的参拜,必然要面对回答对战争评价的问题,第二就是要卷入政治的争论之中,这都是作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统一象征’的天皇不可参与,也不愿参与的事情。”
“天皇敏感地体会到了松平的用意,因此他坚决地回避了松平给他设下的圈套。”

因此,在此书中,张石兄指出靖国神社的本质问题,是因为“政治绑架了文化,政治触发了文化的冲突”---与日本人不管善恶,都能“死者即佛”的生死观截然不同,中国人的生死观是极为黑白分明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流芳百世,坏人遗臭万年,并且死后也万劫不复。因此,当中国人知道靖国神社里居然祭祀着甲级战犯,其震惊与愤怒,可想而知。而“日本某些政治家进一步利用这种被绑架了的文化拉选票并将其作为与被侵略的亚洲国家对抗的武器的做法,进一步使文化的冲突弥深弥广”。

那么,因为靖国神社所带来的各种冲突与关系劣化,是否永难修复?也并非如此。张石兄在书中指出:靖国神社境内,还有一座镇灵社,由靖国神社第五代宫司筑波藤麿建于1965年,镇灵社内供奉着“世界各国的所有战死者和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

张石兄因此认为:“如果靖国神社能够继承并发展筑波藤麿的遗志,将在镇灵社里供奉的人们和靖国神社里供奉的人们进行平等供奉,那么就可以回到日本神道的原点,开拓出与亚洲人民进行真正的文化理解与文化和解之路。”

张石兄的这一愿景是非常美好的。这位当年为了学术自由而远离家乡来到日本的仁兄,多年来除了埋头写稿,还潜心研究佛教与禅宗,是一个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与民族偏见、坚持以人性为原点探讨中日关系及其文化本质的人。因为远离功利与世俗纷争,这位仁兄至今内心里依旧保持着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天真与单纯。因此在对于靖国神社的种种精彩分析和丰富的佐证之后,张石兄提出了这样一个回归日本神道文化原点的美好愿景。

但这样的美好愿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利益冲突中,是难以占有话语权的。文化一旦被政治玷污,就像少女失去了童贞。靖国神社,它还能再回到神道的原点,还原宗教信仰的神圣吗?在没有看到结果之前,我对此抱有深深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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