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情况更加艰难。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二、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随著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著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著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三、长征叙述的转变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著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情况更加艰难。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二、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随著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著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著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三、长征叙述的转变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著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