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已经越出学术圈，开始危害到广大读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不仅是历史学者不负责任的产物，由于它获得了2000年度的第12届‘中国图书奖’并把版权卖到了国外，所以它的危害更大。”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曾瑜说。此前，他的一篇文章《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已经发表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但被删去了关于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内容。
近日，王曾瑜将全文发布到网上，称该书“分明是学术垃圾，却加之以中国史学会编和荣获中国图书奖的金色包装，也足见目前的学术腐败进展到何等地步。”
没有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
王曾瑜是宋史的研究专家，宋史研究会会长，他是著名历史学家的学生。谈到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的《中国通史》时，他说，“ 现在的学者都是做断代史研究，凭我对学界的了解，六七十岁上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戴逸、龚书铎是做清史、近现代史的，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说，“现在六七十岁上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
王曾瑜在文中称，“……有一些参加对此书提意见的中年学者向我叙述了情况。据他们说，其实就是一位主编所在单位的人民大学也全然不知此书出版的经过，只知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未经过严格史学训练者，将今存的各种通史之类胡乱传抄，拼凑成书。但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此书岂止错误百出而已。至此我才完全明白，原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辈合作之结晶。”
“ 使用中国史学会名义，个人不应该做出决定”
有记者打通了戴逸家的电话，一位女士先说戴先生不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又说他很忙，身体不好，经常去医院。当记者问他在哪家医院时，该女士不愿意透露。
另一位主编龚书铎对本报记者说，“我不能保证书里面没有错误，钱锺书先生的著作也有不少人批评。”当本报记者问他如何看待王曾瑜的批评时，他说，“ 我没有任何意见，别人有批评的权利。”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中国史学会的黄春生称，中国史学会挂靠在中国近代史所科研处名下，归中国社科院领导。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史学会就开始编书让出版社出版。他说，动用中国史学会的名义一般会经过主要负责人商量认可，2000年的时候，戴逸、龚书铎分别是中国史学会的正、副会长。他还说，使用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很慎重，个人不应该做出决定。
《中国通史（彩图版）》中的史实错误
在《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中，王曾瑜指出了该书中的史实错误。
就在王曾瑜的文章在网上发表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张帆也作为一个知情人，透露了该书的一些情况。2001年6月，他曾为参评某奖项（记不清是不是“ 中国图书奖”了，也可能是“五个一工程奖”）的海燕出版社《中国通史（彩图版）》写审读意见。“教研室的几位老教师反复推让，最后一直推到我头上。我将任务接了下来，写了一些意见上呈。除基本肯定外，也提出若干不足。后来还拿到几百元审稿费，至于书是否得奖，就没再关心。”在张帆当年对《中国通史（彩图版）的审稿意见中，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张帆还认为，该书文字内容有些薄弱，未能充分地体现出历史的深度。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制度阐述失之简略。例如周朝宗法制、国野制，汉朝察举、征辟，隋唐租庸调、北宋募兵制度，明朝一条鞭法、市民暴动，清朝密折制、文字狱，明清督抚制度、乡绅、宗族制等重大问题，或寥寥数语，或竟未言及。相反却述及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如五代朱友裕）、事件（如隋太子爬树喊冤），有轻重失衡之感。
此外，该书以大事记编年的形式叙述历史进程，固然有方便之处，但也有零碎之弊，人为地割裂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现象。如魏晋士族政治、唐后期藩镇割据、北宋积贫积弱等问题，都缺乏全面系统的总结。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从佃客制到租佃制的演变、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消长等重要历史线索，也很难在书中看到反映。张帆认为，该书作为一个通俗读物来看还可以，有些地方值得肯定，作为严肃的历史著作显然不合格。他还认为王先生所揭示诸项错误，自己当年作为审稿人未能指出，也难辞其咎。摘编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