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来，书肆中充斥“三农”问题的著作，其中流露出的真诚令人感动，但多数文字并未提出解决问题的良方。显然，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均衡发展论，无疑画饼充饥，无法慰藉现实中徘徊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成千上万的农民。农发问题无法后退，决不能以向后看的形式解决，只能以过河之卒的奋勇精神，拼死搏斗。周牧之在其新编著作中告诉大家，农民问题，只有通过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城市化，才有可能解决（周牧之主编[2005]《大转折──解读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世界知识出版社）。
      在这本书的序章中，编者提出“不均衡发展”（分配的不均衡与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周编11-12页）。这是双重的不均衡，第一，是指在外资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下，中国在国际分工体制中所分享的份额非常少。第二，由于中国还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再分配机制，故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分裂和对立状态日益严重（周12页）。
      该书编者周牧之现任东京经济大学副教授，是城市经济学专家。他曾在中国部委机关工作，80年代末，赴日本留学。而最近这些年，他常参加并主持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调查，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
      周牧之认为，在以利用世界资源和参与国际大分工为前提的经济发展格局下，拥有深水大港的地区和远离深水大港的地区在发展条件和潜力上存在天然的差异。不能无视这种差异而对发达条件欠佳地区施加压力，促使欠发达地区无视发展条件的制约，盲目追求发展。他认为，重复投资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了资金、土地和人力，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
      不平衡性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这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应该老老实实承认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周牧之不赞成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来实现均衡发展，而是提出，应根据不均衡发展的特点来实施新的发展模式（周编43页）。在这个模式中，周提出“发展大城市群”的建议。他说，“ 今天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应该是城市。因为只有城市，特别是只有大城市才能形成产业的集聚，才能拥有国际竞争需要的广域基础设施和高级的城市功能”（周编48页）。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农民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成千上万的农民丧失了土地、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工作，成了“三无农民”。数亿农工，在户籍制度的壁垒下，长期徘徊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虽然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却还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周牧之观察到，农民向城市的流动是不可阻挡的，这种能量是来自人们对现代生活模式的渴望，对更高收入水平的追求。周肯定，大量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和产业转移，是一股巨大的发展能量（周编38页）。因此，他强调，应该通过迅速的城市化来消除农民目前的窘境。
      关于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趋势，数年前周牧之曾主持过一项调查，根据那次调查的模型周做了一个最保守的预测，到203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人口将增加近2亿，形成一个总数高达3.3亿人口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空间。届时，仅江苏一省就有可能出现多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在这本新着中，周牧之指出一个严峻事实，即中国的国家战略、政策和制度，并没有认可并积极对应这场自发的人口移动。中国目前出台的大部分城市规划，均未考虑人口移动这个前提。尽管很多城市的外来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户籍人口，城市却还远未做好接纳大规模人口迁入的准备（周编37页）。
      对此，周建议，对于如此巨大的人口移动压力，中国各级政府需要在政策、制度和规划上做出及时和正确的应对。
      放弃均衡发展的幻想，积极利用世界的分工体系，这是周牧之为中国经济未来方向提出的药方。他预测，“就空间结构而言，能源、矿石、粮食对海外的依赖将使中国的工业和城市发展向沿海地区倾斜的倾向越来越强”（周编25页）。因此他认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能够有效利用世界的资源，故其优势将越来越明显。随着能源、矿石、粮食供应结构的转变、中国的国土利用结构和产业分布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
      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模糊，造成了最近一些经济问题。周以近年夏季中国电力严重不足为例指出，这是中国原材料和能源产业发展滞后造成的。究 其根本原因，一是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对这些产业的需求，另一是由于过去一直强调利用国内资源，没有形成从海外大量进口资源的体制。因此，在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面前，中国措手不及。这造成国内外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也导致中国国内对原材料产业的过热、低水平投资。
      周牧之建议，“中国需要建立以利用世界资源为前提的、大规模、高效的原材料、能源产业基地和港口、航运中心，以对应旺盛的国内需求。”同时他还建议，尽快增强国力，以强大的国力去保护世界分工体系和资源供应体系（25页）。
      在加强沿海城市区域功能的同时，周建议要缓解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其中应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促进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向发达地区转移；第二，建立通过中央财政进行区域间再分配的机制，由中央财政负担义务教育（目前是地方财政负担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广域基础设施等公益性事业的主要支出；第三，通过中央财政向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以此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周提倡“经济增长的实惠必须相应地分配到全国所有阶层”。再分配问题解决得好，“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以内需为主导的、长期安定的发展局面。相反，如果解决不好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被社会分裂带来的矛盾激化所减缓或者终止”（周编52页）。
他并非单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述再分配问题。他认为，再分配体制，是关系到中国能否从外需主导型转入内需主导型发展的关键，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这并非一般的社会主义说教，而是经济学者的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