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亦农
二、时代转换中的社会责任
例如国内“蜗居”一族的出现虽然凸现为年轻一代追求人生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在形成上却可将其解释为时代的产物就是基于了这一道理。同前述的那几个日本青年相比，“蜗居”一族的区别该表现为他们当中多是已经接受过大学教育或其它的专门训练的人，关键是这些并未让他们的前景出现转机，严酷的现实也许令他们不止一次对理想作过调整，不过即便把眼下当作人生的新起点，共同的特征也恰集中在所谓理想无不焦点在个人经济地位上的崛起。这在国内的大环境作用下不能说不自然，只是从青年人烂漫且富于幻想等特点著眼，阶梯式的目标不仅过于集中和单调，也类似我们当年的服饰一样时代特征显著，但模式僵化也无所谓色泽斑斓。何以如此，社会现实带给他们的刺激不容忽视：等同对城市居民做最残酷剥夺的房价、近乎无官不贪社会感觉、以及足以让社会主义成为政治笑柄的两极分化，说青年一代在理想形成过程中不受扭曲显然不合乎逻辑。
有理论把国家对百姓阶层的盘剥当作共和国的另一面来加以强调，只是联系到受列强欺辱近百年的历史，勒紧腰带支持国家建设却是很值得强调的一个选择。民众所以能够接受，眼见的差距仅凸现在由社会地位而至的荣誉感该是一大关键。而在理解上，所谓的盘剥还是要联系到由国家做经济调节的诸般实际，如林家父子的政变理论中谈到的“国富民穷”，就基于了在国家占有和一般群众的获得方面过于悬殊的比例。从民间的直接感受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黄金市场首次对国人开放时，尚处于低位工资水平的市民却要面对世界最贵的金价就极不近情理。也有舆论注意到国内的汽油价格，不过笔者倒觉得高于美国的油价尚可用管理机制上的漏洞自圆其说，而曾经存在的手机漫游方式却可看作技术官僚协助国家盘剥社会的一个典型事例。另外、联系到住房意识不仅是中国“家”文化的一个传统，且群众的热衷程度在相当程度上也要联系到改革前由国家住房政策带给人们心理上的冲击，故而国家放任房价飙升的结果也无异于在市场经济的幌子下把对一般市民的盘剥扩大至两代人。
何以要把责任推给政府，道理该是中国用政策调节的方式给百姓阶层带来利益或令社会倾向公正的机率应远高于其它各国，而眼下的情况却是政策走偏直接伤害了下层群体的利益。本文所以不认同把社会弊端完全归结到制度上的论点，首先基于的是指导层本有可能把国内的事情办得更好，再就是根据了除字面上的差异外国内早已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实际，而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恰是在今昔对比中踌躇的下层群众于精神上的唯一归依。去年毛泽东的外孙女在台湾向蒋介石的重孙隔空示好令内战的代价、两岸的情结竟是由两个不按规矩出牌的巨人对庶民开的一个历史玩笑的感觉明显，不过这位外孙女以企业家的身份赴台如果揭示出的也是一种下海的结果，世道变化已成不可扭转之势的意味还是相当强烈的。如何分析眼下的制度是一回事，问题却在于即便社会主义不再表现为国家理想而只体现为政府作调节的一种手段，那么于功利主义之外政府若要和社会做良性互动，政策还必须兼顾到公平的原则。也就是说“强者支配弱者即表现为正义”到底是古希腊奴隶制民主的理论，而“限制资产”毕竟是连孙中山那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都能预想到的内容。
二、时代转换中的社会责任
例如国内“蜗居”一族的出现虽然凸现为年轻一代追求人生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在形成上却可将其解释为时代的产物就是基于了这一道理。同前述的那几个日本青年相比，“蜗居”一族的区别该表现为他们当中多是已经接受过大学教育或其它的专门训练的人，关键是这些并未让他们的前景出现转机，严酷的现实也许令他们不止一次对理想作过调整，不过即便把眼下当作人生的新起点，共同的特征也恰集中在所谓理想无不焦点在个人经济地位上的崛起。这在国内的大环境作用下不能说不自然，只是从青年人烂漫且富于幻想等特点著眼，阶梯式的目标不仅过于集中和单调，也类似我们当年的服饰一样时代特征显著，但模式僵化也无所谓色泽斑斓。何以如此，社会现实带给他们的刺激不容忽视：等同对城市居民做最残酷剥夺的房价、近乎无官不贪社会感觉、以及足以让社会主义成为政治笑柄的两极分化，说青年一代在理想形成过程中不受扭曲显然不合乎逻辑。
有理论把国家对百姓阶层的盘剥当作共和国的另一面来加以强调，只是联系到受列强欺辱近百年的历史，勒紧腰带支持国家建设却是很值得强调的一个选择。民众所以能够接受，眼见的差距仅凸现在由社会地位而至的荣誉感该是一大关键。而在理解上，所谓的盘剥还是要联系到由国家做经济调节的诸般实际，如林家父子的政变理论中谈到的“国富民穷”，就基于了在国家占有和一般群众的获得方面过于悬殊的比例。从民间的直接感受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黄金市场首次对国人开放时，尚处于低位工资水平的市民却要面对世界最贵的金价就极不近情理。也有舆论注意到国内的汽油价格，不过笔者倒觉得高于美国的油价尚可用管理机制上的漏洞自圆其说，而曾经存在的手机漫游方式却可看作技术官僚协助国家盘剥社会的一个典型事例。另外、联系到住房意识不仅是中国“家”文化的一个传统，且群众的热衷程度在相当程度上也要联系到改革前由国家住房政策带给人们心理上的冲击，故而国家放任房价飙升的结果也无异于在市场经济的幌子下把对一般市民的盘剥扩大至两代人。
何以要把责任推给政府，道理该是中国用政策调节的方式给百姓阶层带来利益或令社会倾向公正的机率应远高于其它各国，而眼下的情况却是政策走偏直接伤害了下层群体的利益。本文所以不认同把社会弊端完全归结到制度上的论点，首先基于的是指导层本有可能把国内的事情办得更好，再就是根据了除字面上的差异外国内早已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实际，而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恰是在今昔对比中踌躇的下层群众于精神上的唯一归依。去年毛泽东的外孙女在台湾向蒋介石的重孙隔空示好令内战的代价、两岸的情结竟是由两个不按规矩出牌的巨人对庶民开的一个历史玩笑的感觉明显，不过这位外孙女以企业家的身份赴台如果揭示出的也是一种下海的结果，世道变化已成不可扭转之势的意味还是相当强烈的。如何分析眼下的制度是一回事，问题却在于即便社会主义不再表现为国家理想而只体现为政府作调节的一种手段，那么于功利主义之外政府若要和社会做良性互动，政策还必须兼顾到公平的原则。也就是说“强者支配弱者即表现为正义”到底是古希腊奴隶制民主的理论，而“限制资产”毕竟是连孙中山那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都能预想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