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每当世界各地发生灾害或危机时，总可以在第一时间听到日本政府紧急确认“有无邦人卷入”——这种事实，让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耳熟能详。2004年，3名日本志愿者在伊拉克遭恐怖分子绑架，政府在水面下花巨额赎金换回人质，护送回国。后执政党有人流露出承担“自我责任”的声音，引起了舆论哗然，更被指责此非国家应有之言行。由此可见，重视并维护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是现代国家责无旁贷的义务。所谓“国为民者，患有所不辞”，是永远的政治正确。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大步走出国门，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曾经离国人很遥远的公民海外安全问题，忽然变得近在咫尺，频繁如家常便饭。通过海外留学、异地经商、项目援建、观光交流、国际婚姻、劳务输出，甚至是海外承包、海外维和等多种渠道，中国人如潮水般涌向世界，公民的海外安全问题再也不是一种小概率事件，而日益成为群发事件。

据统计，1978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为20万人次，到2003年达2020万人次，25年增加100倍。2006年，中国外交部参与处理各类中国人海外安全事件超过30000起：其中至少有558名中国公民在海外被羁押或受社会动乱波及；至少有37人在76起凶案中丧生，42人受伤；在20馀次意外事故中，至少有51人丧生，105人受伤。时光进入2007年，就在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第三次走进非洲前后，又有9名中国劳工在尼日利亚遭绑架，更有2名中国工程师在肯尼亚遇袭，一死一伤。这些轻则财物遭劫，重则天涯喋血的人身安全事故，不仅考验著中国政府海外领事保护的力度，更挑战著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勇气和毅力。

中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实行印尼撤侨，70年代从越南撤侨，到去年先后从所罗门、东帝汶、黎巴嫩、汤加等国撤侨，都是在发生动乱和冲突的地区中以国家行为实施护侨。但随著中国公民出国渠道和目的多样化，近年来的公民海外安全问题越来越个体化、零碎化，特别在中东、北非、中亚、东南亚、南美等高风险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正在以其高调的形象和夸张的行为成为劫掠和骚乱的对象。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走过了西方世界几百年的变化和演进之路，中国人在面对“引进来”问题的同时，又遭遇了“走出去”的烦恼。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问题，就是日益增高的走出去的烦恼之一，且形势日益严峻，状况不断恶化。

从那些早已实现走出去战略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改善并保证公民的海外安全，需要政府和个体互相配合，共同努力。历史经验显示，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称霸天下，保障公民海外安全以强大的国力甚至是武力为后盾，但结果并非万无一失；20世纪下半页，实现经济腾飞的日本人走向世界，但全球各地以日本客商、游人为对象的专门袭击活动并未形成风潮，既使在恐怖主义蔓延的21世纪，日本人基本上还是最受欢迎的客人。日本人在世界各地不仅是高额消费者，也是礼仪之士，他们在法律意识、生活方式、文化习惯、待人接物方面，以尊重、交流、融合为主，而少歧视、对立、冲突——这些意识和行为在国际化社会中非常有藉鉴意义。

中国公民走向海外，乃大势所趋。国家有提醒、教育、培训的义务，比如在2006年的外交部网站上，领事司列出了出国注意事项和特别提醒400馀项；国家也有交涉、救助、保护的责任，比如通过外交谈判赎回被绑人质，为死难者妥善处理后事等——但这些都是普遍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国家和政府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位公民的现实安危，因此，保障公民海外安全，更多地会落实到机构、企业，甚至个人身上。这里尤其需要强调国际通行的安全规范和行为常识，需要学习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习俗，这是中国人走出去必不可少的准备。如果以为只要有钱就能走出去，那就大错特错了。以钱开路，过去行不通，现在也成不了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