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 文

　　最近，中日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也面临转折时刻。首先，中国对日政策以扩大民间交流为主旨，强调“以民促官”的现实作用；其次，日本驻华大使即将更替，由宫本雄二接替前辈阿南惟茂出任第12代日本驻华大使；其三，日本国内面向后小泉时代的接班之争已经风生水起，日本政坛走向对今后的中日关系影响至深。
　　宫本雄二是日本外务省“中国语组”的现役代表人物，从事日中外交30馀年。宫本在赴任前接受专访，回忆起当年与周恩来总理接触的一个细节，发人深省。宫本在1974年随大平正芳外相访中，受到周总理接见。当时，年轻的宫本是最年轻的随行人员，排在队伍末尾，但周总理照样专注地注视著宫本的眼睛，并与他紧紧握手。宫本对周总理的诚实态度和绅士风度印象深刻，非常感动。当年的随员如今成为日本驻华大使，只要他一生难忘那诚恳的注视和平等的握手，无疑会为中日友好关系尽心尽力。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今天的中日关系缺少的，恰是当年周恩来式的人格魅力和感情投资。
　　当今的世界和国际关系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但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究竟是更加理性还是更加感性，莫衷一是。从现象上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个人乃至社群，面对各种诱惑而充满著攫取利益的欲望，思想单薄、情绪易动而充满著感性的躁动，唯独缺少理性的思考力和辨别力。在中日关系中，中国民众反日浪潮一点就燃，日本保守人物惯以对抗中国的做秀来张扬政治姿态，虽然性质不同，表现各异，但在本质上都构成著感性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政治生态。
　　面向感性时代，中日关系的著力点何在，值得深思。古往今来，人与人交流、国家与国家相处之道无非有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搏之以力。现在比较流行的外交话语是：实力博奕，利益双赢，却偏偏忽视了最原始最基础的相处之道——情感投资。其实，面对感性时代的交流，动之以情或许比晓之以理之类更有效。中日关系目前深陷困境，重要原因就在于双方凭藉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而有恃无恐，过于自信。中日既希望互相诱之以利，靠扩大共同利益来维系关系平衡，又各自得理不让人，或固守原则，或死抱信仰，针尖对上麦芒。比如中国习惯以受害者的身份占据历史和道德制高点，居高而临下；日本则片面理解国际条约和政治声明的僵硬法理，以为战争问题只涉及“理”和“利”，与“情”无涉，可以一笔勾销——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和行动中的错失，频频引起摩擦，最大的陷阱就是忽视情感交流，缺乏互信机制。
　　回顾中日关系的发展，最成功的年代往往是情感投资结出的果实。中国在70年代对日本示以大国的宽仁，在80年代热情招待3000日本青年访华，都是针对日本国民的情感投资大手笔，成果不菲。然而到了以市场利益相诱的90年代中后期，再到靠实力展开外交博奕的21世纪，中日关系反而走向低潮。在日本方面，尽管历年来提供了大批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助益不小，希望能以“利”换得“情”和“理”，但事实证明这种手法并不成功。中国人要求的无非就是一个情感平衡，但日本领导人每每无端伤害中国人的国民感情，这使日本苦心经营的“诱之以利”的外交策略面临破产。
　　俗话说，心悦诚服。“心悦”是感情问题，“诚服”是理性认识。“心悦”才能“诚服”，这是千古至理。否则，即使理智上可以是非利弊分明，但情感上转不过弯来，也难成事。宫本雄二的外交回忆提醒今人，周恩来式的谦逊和蔼，以平等之心照顾到每一个细节，不以自我为中心而常为他人考虑，放开长远的外交视野，靠情感投资去打动人一时，感染人一生，这依然是中日两国领导人需要学习的样板。
　　当前，中日关系最令人忧虑的是国民亲近感渐行渐远，这是彻底的情感问题，也是中日关系的基础。两国提出加深青少年交流，目标就是培养互信的情感，因此“动之以情”当为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