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作家李昂在1983年写出了轰动性的中篇名作《杀夫》。弱女子林市不幸嫁给了猥琐的屠夫陈江水，身心受尽凌辱和摧残。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保障、心灵慰藉、人格尊严遭到彻底否定后，精神恍惚的林市终于操起了杀猪刀，按照亲眼目睹的屠夫杀猪的模式，捅了恶夫陈江水。从此，“杀夫”作为女权觉醒的文学符号，在两岸风靡一时。
　　不过，现实版的“杀夫”惊魂是否值得尝试，非常令人生疑。不幸的是，近年来在日本，中国人妻通过或张扬或隐蔽的手法，杀害日本人丈夫的事件接二连三。最新披露出来的铃木诗织为了谋财害命而涉嫌慢性杀夫事件，再一次极大地震动了日本社会。
　　可以断定，来自中国偏远农村的年轻的中国人妻，本不是为了杀人而来到日本的。但数年以后，她竟然能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大胆混迹日本社会，并以常人难以想像的隐蔽手法涉嫌谋害亲夫，侵夺财产，这个变化过程中所包含的任何细节都需要细细推敲。究竟是外部环境变橘为枳，还是内在人格原本就包藏祸心？像铃木诗织这样的中国人妻在日本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简单的适应能力问题，不是浅显的道德标准问题，而是深刻的人性底色问题，是严肃的法律责任问题。
　　通过文学原型来分析，女人的“杀夫”有两种典型。一种是李昂笔下的林市，为反抗侮辱与损害而“杀夫”；一种是《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为偷情谋利而“杀夫”。发生在现实中的“杀夫”案，正褪去女性意识觉醒的鲜明光环，大都沦为纯粹的潘金莲式的乖戾命案。从满怀人生美好憧憬的新媳妇，转变成计划绵密、手段残忍的自觉的杀人犯，中国人妻在日本究竟遭遇了什么，值得深究。
　　国际婚姻千奇百怪，幸福的家庭大致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我们当然无法深入到每一起发生命案的国际婚姻内部，去陪伴他们度过婚姻变质、家庭裂变的日日夜夜，但抽象出这些“杀夫”案共同具有的特徵，已不难形成相对完整的描述：年轻的中国女子来自偏远乡村，她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一穷二白，唯一拥有的是对外部世界超越实际的憧憬和幻想，以及为了排脱现实困境、追求彼岸幸福而甘愿舍身一搏的果敢的行动力。日本当然是富裕国家，但并非到处都是乐园。当一心想谋求幸福的中国新娘们来到灯红酒绿、自由畅行的花花世界，却又陷入了难尽人意的家庭小环境时，理想与现实的对比，以及现实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带来了强大的外部刺激。个人或许会不同程度地遭遇家庭暴力、国别歧视、财务管制、文化冲突，但能否顺应新的家庭环境，抵御新的社会诱惑，完全基于个人的性格张力、道德修养、生存能力和人性底色。如果日本丈夫或中国人妻任何一方的国际婚姻观只是建立在古老的以“食”换“性”，以“钱”买“色”的基础上，那么文化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完全没有相互沟通与理解基础的两个人走向悲剧性结局，毫不奇怪。
　　无论是林市式杀夫，还是潘金莲式杀夫，都是一件残忍的事。文学作品可以清楚而细腻地描绘出陈江水是罪有馀辜，而武大郎则无辜含怨，为读者提供一个全视的情景平台，让人做出明确的是非判断或寄予真实的道德同情。但现实生活不是文学作品，真正的判断标准是法律而非人情。受害者没有非杀不可的理由，加害者却有不得不堕落的原因。人妻杀夫，根本原因出离不了欲望的范畴。用现代眼光来看，这个欲望包含著最为广义的“财”和“性”。欲望受压抑遭摧残，会爆发林市式杀夫；欲望极端膨胀、无限攀升，又会催生潘金莲式杀夫。中国人妻在日“杀夫”行动，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每每后因为主，前因为辅，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