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善杀人事件在日本社会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在华人社会激起的反响也是深刻的。连日来，媒体报道从分析动机、探究根源，到评估影响、研究对策，不一而足，对华人平静而安稳的生活表象敲响了危机的警钟。
　　郑永善杀人案，尽管表现为个人化的偶发事件，但透过现象去观察，却可以发现郑永善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所经历的社会环境，在日本各地，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华人婚嫁娘中具有普遍性。以华人女性为主的日本人配偶的生活实态和心理状态，再一次以冲击性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值得社会关注。
　　与20年前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相对单纯的社群构成相比，如今的华人社会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分众化和分层化。一方面，留学生、打工者、就职者、经营者、研修生、实习生、日本人配偶、残留孤儿、永居者、归化者等等，使华人社会结构随著人口增加而日益丰富；另一方面，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华人社会也沿著从贫乏到优裕的社会色谱，自然分离出落差明显的几个层面。数年前，非法滞在者、留学生、残孤后代，曾经成为违法犯罪事件多发群体，那更多是出于经济生活的压力或是对物质财富的贪欲。如今，郑永善出人意料的犯罪行为，又透露出日本人配偶群体的某种令人不安的心理轨迹和精神信息。
　 　日本社会进入老年化，日本男性结婚难问题日益突出，来自中国的年轻女性就成为某种徒具形式的国际婚姻的替代品和牺牲品。据了解，郑永善出身黑龙江农村，通过婚介所中介，与集团赴中国相亲的日本男性相识面谈，随后就决定了自己的终身。郑永善来日后居住的滋贺县长滨市，就有不少中国出身的经历相同的日本人配偶。婚介人士指出：去中国相亲的日本男性大都是45岁以上乃至50多岁，愿意嫁来日本的中国女性都是出身贫穷地区的20多岁的姑娘——无论在年龄上、文化上、生活水准上，两者都有很大差异。这种先天条件差异，再加上来日后无法满足家庭生活需要，无法适应社会环境变迁的后天能力问题，自然使不少华人婚嫁娘成为轻重程度不同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间或萌发出报复社会的心理动机，并不奇怪。
　　郑永善的出现，是顶著瑰丽光环的国际婚姻负面因素的恶性爆发。郑永善犯案，既有华人社会的问题，也有日本社会的责任，郑永善在实质上是被两者都舍弃了的孤独的心理疾患者。郑永善在日生活数年，既不知道华人社会在哪里，也融不进邻里周边的日本人社会。形式上的人际交往和接触，弥补不了心理交流的严重匮乏，以及由此滋生出来的对社会对他人的严重不信任。人是群体动物，社会性对个人而言重要非凡。一个人不仅需要获得家庭关爱，还需要社会的关怀和信任。当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一无所有的年轻女性得不到群体的承认和欢迎时，伴随她退回狭仄个人空间的，是看不见的精神危机和看得到的行为恶果。在中日之间日益增多的国际婚姻中，类似郑永善这样不断滋生心理仇恨、潜伏数年而一朝爆发的案例，不会绝无仅有。
　　所以，社会有责任关心和疏导嫁到日本的外国人女性，无论是华人社会还是日本社会都责无旁贷。华人社会并不仅仅由侨团侨社或是脸面风光的精英人物组成，而是由更多像郑永善这样几近独立的游离于社群的个体华人构成的。如何为每一位华人建立起与社群联系的管道，让他（她）们在日常不再品尝孤独，而是感受到群体的存在，能够互相交流，彼此借鉴，获得生活的力量，这是华人社会面对的重要课题。日本社会受此冲击，更应有所惊醒。日本需要深入检讨应对老龄化社会和国际化社会的措施，而不是通过便捷的方式（如国际婚姻等）来转嫁危机，或寻找替代品。
　　郑永善制造了一起社会悲剧，而她本人未必不是一个更大的社会悲剧的受害者。有能力预防悲剧发生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个人需要自觉，社会更需要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