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的华人主妇郑永善，在迎送孩子集体上学的路上，无言地拔刀刺死了5岁的武友若奈和佐野迅2位小朋友，酿成惊天大案。据郑永善供述，因为看到自己的女儿在幼儿园无法融入日本人圈子，觉得周围的孩子都很坏，所以产生了刺杀其他日本孩子的想法。这样的动机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对于本身不谙日本语、没有经历过留学阶段、缺乏深入接触日本的机会、家庭生活空间狭小、社会人际关系稀缺的郑永善来说，她把个人不适应环境，融不进社会的孤寂感和疏离感移植到了女儿身上，并在“自我中心”式的想像和推论基础上，萌发出杀人动机，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由华人涉嫌的重大凶杀案件，近年来得到有效控制。本次郑永善突起杀心，且在他人寄予充分信任的情景前提下，残杀了两个天真无邪的幼儿，对主流社会造成极大冲击。在日中国人恶性犯罪影响社会，以2003年福冈灭门惨案为最，郑永善杀人事件因破坏了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安全信用，其恶劣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发酵，完全可能与福冈灭门事件相提并论，成为华人的耻辱，也成为日本社会规避华人社群的又一藉口。
　　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来到日本，随著留日时间延长，定居化倾向不断增强。与初来乍到为生存而奋斗的时期相比，走向定居的华人会遇到越来越多深层的问题，比如身份确认、心理转型、文化隔阂、教育烦恼等等，他们的生活烦恼和人生危机将与日本社会越来越接近——这也是进入主流的本意。形成鲜明对照的例证是：福冈灭门惨案，是留学生迫于经济压力铤而走险；郑永善杀人事件，则是稳定型定居华人在异文化环境下，难耐社会隔阂和成长烦恼而痛下狠手之特例。显然，华人在日本获得稳定居住资格和权利，并不意味著万事大吉，反而是自我调整、人生转型的新开始。
　　34岁的郑永善从主妇沦为杀人犯，表面上是错在一念之间，其实有个人背景和社会环境作出铺垫。比如，她结婚来日前对丈夫和日本并不了解，据说有过经受家庭暴力的迹象，本人亦有精神不安定的入院和治疗病史，更兼她与同世代的日本人母亲之间缺乏交流的话题，与社会环境产生疏离，没有生活相谈对象和减缓心理压力的渠道等等——这使她面临著一个外国人难以融入日本社会的重大文化困境，也感受到茫茫人海唯我孤独的切肤之痛。但从更深层的人格层面来观察，郑永善的犯罪原因是“自我中心”、“主体失坠”，结果则是“为所欲为”、“报复社会”。
　　自我中心，就是考虑事情惟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错在他人，错在社会；主体失坠，就是搞不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究竟是日本社会的公民？还是华人社会的一员？是幼儿园集体迎送孩子的担当人？还是孤立的母亲和妻子？其实，不少华人对于自己的社会身份主体以及与之对应的行为规范是模糊而无知的，处世行事不问青红，不论结果。郑永善的悲剧就体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潜在危险不言自明。从结果上来看，为所欲为与报复社会，构成了悲剧的正反两面，不仅毁了他人，害了社会，也毁了孩子，害了自己。如果我们尚能把郑永善作为华人的一员来看待，那么她的歧途足够引起同胞的自我警戒。
　　郑永善的杀人行为，为日本社会接连不断的以孩子为对象的诱拐和凶杀事件又添新例。由于杀人者本身就是保护者，是被寄予充分信赖的安全互助共同体的成员，本次事件对基层社会安全信用的冲击性瓦解作用非常之巨，对华人社会的潜在影响也会逐渐浮现——事件带来负面连锁反应和相关社会对策，值得注意。事实上，在日本走向国际化社会的进程中，主流社会接纳外国人，与外国人积极融入主流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同一过程。华人在日本绝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小到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大到同事关系、社会关系，以严峻的目光来看，都是华人需要克服和跨越的生活关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