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辽太郎(1923－1996)去世八年了。
　　他出生在大阪，本名福田定一。就读于大阪外国语大学蒙古语专业，被提前毕业征兵，到过中国牡丹江。复员进报社，从事新闻工作十五年。1955年处女作《波斯幻术师》(书名只照搬汉字，下同)获奖，此后取笔名司马辽太郎。1960年小说《枭城》获得直木文学奖，从此专事写作。1962年开始先后在报纸上连载《龙马逝》、《盗国物语》，名声大振。
　　《龙马逝》连载了一千三百三十五回，结集分作《立志篇》《风云篇》《狂澜篇》《怒涛篇》《回天篇》，最后是这样收笔:“此夜，京城的天空布满了雨意，不见星辰。但时代在旋转，年轻人用手推那历史的门扇，而且敞开了未来。”这部小说也算作青春小说。司马辽太郎何止著作等身，“ 码字”近三千万，直追吉川英治。时当经济一日千里地发展，白领(上班族)阶层壮大，历史状况颇类似从明治维新至日俄战争那段蒸蒸日上的时期，司马的小说向来被视为给发愤图强的日本人鼓劲，属于励志类，总计销行两亿册。读了《龙马逝》觉得主人公?本龙马确然是日本“维新史的奇迹”，“天不生这个奇迹式人物，历史或者就大不一样”，但传闻他身染梅毒，如不被暗杀，尊容可观，历史小说家的妙笔可怎么生花呢？
　　或许与当过坦克兵有关，司马写了一辈子战争。那薄如纸板的坦克促醒他思考：日俄战争时日本陆军的装备是世界准一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陆军的装备第三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简直不能相信了，只比日俄战争时代的装备强一点点。那装备只适于讨伐满洲的马贼，徒有“ 军国主义国家”之名。这个念头逐渐定型，形成一个最基本的司马史观，即日清、日俄战争时的日本人是健全的，然而后来日本人在哪里扭曲了，陷进亡国的大战争。日本人在哪里变了的呢?司马辽太郎反对战争，但反对的是昭和战争，而明治年间形成近代国家的过程中发动的战争他并不反对，并一味颂扬那些推动了历史的风云人物。出道之初，《枭城》取材的还算是无名之辈，但后来就成了写幕末动荡时代的英雄的专业户。司马史观是英雄史观，模仿评论家佐高信的说法，若问长城是谁建的，辽太郎必然脱口而答：秦始皇，他绝不会想到农夫泥瓦匠。为塑造体制变革之际的英雄人物，作为依托和背景，自然要起劲拔高井上清、网野善彦等史学家据实贬低的明治维新。虽然对日军被苏军打得落花流水的诺门坎战役感兴趣，做过调查，却到底未染指这个昭和题材，只怕他来写，也无非张扬一番“没有金刚钻不该揽瓷器活儿”的哲学，甚而沦为电玩市场流行的“假如我来指挥那场战争”一流。昭和是从明治发展而来的，明治时期已埋下昭和年代四下里侵略的伏笔和隐患，司马割断了历史脉络，难怪他一死，那个叫藤冈信胜的便跳出来拉大旗作虎皮，把司马史观弄得比小说更离奇，跟他们的自由主义史观是一路货色了。
何谓史观？
　　司马辽太郎说：“我以为史观是非常重要的，有时不把史观横在心上就闹不清对象的情形。史观是挖掘历史的土木机械，但仅此而已。土木机械要好好擦，但变成它的奴隶就无聊了。看历史的时候有时必须停下便利的土木机械，用手挖掘。”
　　对于历史，司马作壁上观，更作房顶观，他时常说：“从楼上眺望下面，平常住惯的街道也像是完全不同的地理风景了，小车小人在其中往来。我喜好这种视点的物理性高度。就是说，看一个人的时候，我爬楼梯登上房顶，从上面再俯视地看那个人，比在同样的水平面上看他别有趣味。”
　　又说：“历史小说处理完结了的人生，例如丰臣秀吉临死挂念着秀赖的命运。秀吉本身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但四百年后的我们知道。就是说，能从上面俯瞰完结的人生，这就是历史小说的魅力。”
　　历史小说家把握历史的本质，基于史料，驱使想象力，建构可能有的过去时代。优秀历史小说家应独具史识史眼。司马的鸟瞰不等于客观性，倒可能更主观，更容易产生错觉和虚像。居高临下，也许就只看得见高居于民众头上的人物，所以他不写下级武士，不写吃不上饭的农民，不写为宗教暴动的民众，如评论家吉本隆明所言，那就不是幕末的真正历史。司马笔下总是写整个战役、整个战场，倘若写的是一对一的剑客厮杀，往往就要被归入武侠小说，例如与他前后脚去世的小说家藤泽周平。两相对照，藤泽只是在同一水平面上描写人情世故。他说自己不是司马作品的“ 忠实读者”：总算读到最后的作品只有《刘邦与项羽》等三部，此外断断续续读了报纸上连载的《花神》，至于舆论叫好的《龙马逝》《?上云》《如翔》都没读过。
　　这三部长篇小说是司马文学的代表作，尤其为公司老板所爱读。著名小说家吉村昭不领“司马辽太郎奖”，理由是惭愧，几乎没读过司马小说。藤冈信胜则绝口称赞，说自己“转变了认识结构，最初的恐怕也是最大的原因是读了司马辽太郎的作品”。这简直帮文艺评论家小林秀雄的说法做了一个注脚——“本来史观这东西应该是造访实存历史的手段，是工具，但这手段或工具变得精致，变得万能，手段或工具就摆出一副该历史的面孔。”从历史小说中不可能学到真正的历史。读了历史小说就以为自己明白了历史是读者的误区，也像是历史小说的陷阱，甚至写得越好，越像那么回事，陷进去也就越深。小说家大冈升平担忧：“今日耽读《?上云》的‘庶民’不就是要走1930年代读着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追随日本法西斯化的‘国民’同样的路吗？”
　　司马辽太郎承续了评书传统，尤擅长把史实与想象衔接得天衣无缝，虽然意识着当代的现实，但人物造型不乏历史感。他的小说有一种报道笔调，或许日本人就当作新闻报道读，信以为真，却正是我所厌烦的。我爱读的是司马随笔，常读到有趣的野史逸事。其实，那些长篇巨构的小说也时而陷入逸闻主义，人物丧失真实的历史性格。晚年司马辽太郎不再写小说，只写《此国模式》《漫步各地》之类的历史随笔和游记，于是就有了跟台湾李登辉的谈话，惹恼了中国，乃至在国际书展、翻译出版上予以封杀。我倒觉得该感谢司马才是，不然，李登辉怎么会说出心里话，赤裸了他的历史悲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