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勉先生去世了。
　　我曾见过他一面，已经是大约二十年以前了。那时在地方上编辑一个有关日本文学的杂志，听说水上勉先生率日本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便专程到北京拜访。不会说日语，也不大知道日本的事情，多亏有中国作协的陈喜儒引见，中国文联的王玉琢陪伴，壮起胆子走进了北京饭店。依稀记得久闻大名的北京饭店不像日后那般富丽堂皇，水上先生下榻的房间不算大，宫本辉先生也过来聊天，就只好坐在床上。
　　水上先生出生于1919年，跟家父同龄。日本作家中不乏美男子，我尤其欣赏水上先生和五木宽之、椎名诚，而先生更多些绅士和长者的风度。他从各处拿过来五个杯子，包括漱口杯，然后打开一瓶中国烈酒(那年月还没有低度酒)，挨着个斟上。我没想到酒竟然就这么喝，连一点抓头(日语叫“ 撮”)都没有。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日本人喝酒，当然更没想到后来会习惯了这种喝法。玉琢、喜儒二兄长年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精通日语，我夹在中间也聊得畅快无阻。中国人日译中，时常把一目了然的句子添枝加叶，好像那才显出译笔的高低。我问先生，日本文学为什么那么质素呢?他说：好比白色的碟子，阳光照在上面会映出五光十色，日本的作家往往只拿出白碟子。
　　宫本辉先生拿着照相机，给我和水上勉先生照了相。这张合影在杂志上登出，突出个人，惹恼了上司，埋下我辞职东渡的前因。玉琢兄跟宫本先生非常熟，叫他“阿辉”，更因为大家岁数差不多，到他房间里就轻松了。出于职业好奇，我问他稿费几何，他故作诡秘：这可是犯忌呀，我的稿费比水上先生还高呢。原来日本并不像中国，作家凭老本拿稿费，是谁流行谁赚得多，当时宫本辉正大红大紫。多年后读到他一篇随笔，说他和水上勉先生在避暑胜地轻井泽看见一个家猫走失的招贴，赏金之高让他们垂涎，想投笔找猫。我忍俊不禁，像得知了老朋友近况。
　　水上勉先生本人最得意的作品是《饥饿海峡》，若不是自己写的，他还要多夸几句哩。我从稿件中读过几篇他的小说，印象最深的是《越前竹偶》。来日本以后，经济保证人金子先生是出版社文艺春秋老编辑，要领我见水上勉等作家，可我觉得过去有编辑头衔，而今是自费来日本，不好再招摇，况且我向来讨厌见一面就算是“我的朋友”，列入多个朋友多条路的名单，终于没有去。后来听说有一个“若州一滴文库”，是水上先生投私财修建的，特意去参观了一趟。文库在福井县，那里是先生的故土，过去东部叫越前，西部叫若狭，又叫若州。文库旁边还有竹偶馆，制作了许多先生作品中的人物，上演竹偶戏。图书室里写着这位出了大名的前辈给家乡子弟的一段话：“我生长在没有电灯的家庭，渴望书。九岁出村，读书拣到了未知的人生和梦想。能当上作家也多亏了书。现在我把我的藏书向你敞开。书是宝贵的，随便读吧，拣到点什么。”
　　水上勉先生的父亲是一个穷木匠，为了减少一张嘴吃饭，把九岁的勉送到京都临济宗名?x相国寺当小和尚。他讨厌寺庙生活，曾只身逃离，最终在十八岁还俗……一段人生使他写出了由推理小说回归纯文学的名作《雁寺》，获得直木奖，后来为一休、良宽等禅僧立传，也隐隐渗透着自身的宗教经历和思想。七十多岁的时候爱上了烧陶，给自己制作“ 骨壶”(骨灰罐)，恐怕不只是终生不衰的奇心使然，到底是佛寺长大的。一滴文库的“一滴”即出自故里禅僧的“曹源一滴水”之语。
　　先生二十九岁出版处女作《平底锅之歌》，这是一部私小说，卖得也不错，却到底难以养家，妻子也逃之夭夭。此后搁笔近十年，干过三十多种营生。1956年，在倒卖西装的路上偶然读到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点与线》，死灰复燃，创作了《雾与影》。第二部推理小说《大海獠牙》获得侦探作家俱乐部奖；他文学生涯获得十多个奖项，这是第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无英雄，且楼台近水，我也悍然翻译过日本小说，不下百万字，但1992年7月30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著作权公约，以前的擅自翻译都报废，倒也免了悔其少作，唯有水上勉先生的这部《大海獠牙》由群众出版社购买了版权，重新刊行我的旧译。
　　终于没有再见过水上勉先生，却时时留意着，是一种追星族心态吧。十年前先生出版了《心肌梗塞前后》，赶紧买来读。他在《后记》中写道：“1989年6月1日作为作家访华团的一员访问北京，4日发生天安门事件那天，正住在天安门附近的北京饭店，眼见一部分骚乱，身心有变。6日晚搭乘第一架救援机飞抵羽田机场，但回到家里两个小时后发生心肌梗塞，濒临死亡。幸而保住一条命，住院出院折腾了差不多两年。”
　　若狭多竹，水上先生爱竹，还会用竹漉纸，绘水墨画。用日本话来说，他的一生七转八起，波澜万丈，恰似一竿竹，一节又一节向上拔高。高风亮节，绿竹知其心。
　　享年八十有五，在日本也要算长寿。呜呼，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