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发刊25年了。今非昔比，世道大变。《读书》也由知识界的大众读物走向小众化期刊，由思想界的话语广场演变为曲高和寡的学术讲堂，这是令人颇感惋惜的。
　　创刊于1979年4月的《读书》，以“读书无禁区”的鲜烈招牌揭开了自由主义的文化启蒙之旗。从陈原、沈昌文，到汪晖，《读书》经历三代掌门，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风格。中国读书界乃至思想界公认，沈昌文当家十年（1986.4-1996.4），堪为《读书》鼎盛时期。《读书》的作者群汇聚了名家鸿儒和思想新锐；《读书》的读者群涵盖了大学教授和高中学生。邀四海知识英雄，集十年启蒙之盛。作为一本老牌杂志，《读书》的老字号就是在那些年里积累下来的。
　　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对《读书》的作者颇多仰慕之情。《读书》的老作者如李长声先生、张石先生，如今都在日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应该更有资格来作《读书》今昔谈。最近，我重新翻阅了几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读书》杂志，感触良深。我从这些老杂志中呼吸到了已经逝去的熟悉的气息，即充溢那个时代的讲究思辨、感受激情、引导趣味的人文气息。当年，在中文系的资料室里，《读书》经常不在架上，这种“ 不在架上”的状态，显示了杂志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读书》的好处是思想开放，长时期致力于引介东西方学术思潮和知识体系，行文简洁，意绪分明。对于“读好书不求甚解”的大学生来说，《读书》是快速汲取知识的便道捷径，是有效提升人文社科兴趣的速成班。
　　出国以前，每月阅读《读书》，成为我的生活习惯。我相信许多知识人也会有相同的选择。大学毕业后，我一直订阅《读书》，读完后还会定期转寄给人在海外的另一位朋友，以履行“奇文共欣赏”的承诺。其实，阅读《读书》让我们与读书界和思想界保持一种必要的精神联系，在话题上不落伍，在信息上不匮乏。《读书》能使我们的思想状态永远处于in，而不是out。基于这样的信赖度，我后来偶尔回国，总会在五色缤纷的书报和杂志堆里找到素洁淡雅的《读书》，买上一本，以慰青春之念。所谓“弱水三千，只饮一瓢”，可以用来解释我与《读书》的关系。
　　但是，《读书》在沈昌文时代之后，逐渐失去了温文尔雅的心态，削弱了海纳众川的气度。《读书》时显焦虑，故作深沉，有了快速制造话题的冲动。1997年以来，《读书》在多大程度上引领了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话题，尚待查证，但《读书》却因“长江读书奖”风波和《读书．中国公务员版》事件，使自身沦为负面话题，受害颇深。“长江读书奖”风波涉及社会的程序公正问题；《读书．中国公务员版》则是高级文化品牌在商业社会里自毁长城的典型事例。在此之前，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于1998年展开论战之后，《读书》又被知识界指责为“ 新左派的学术沙龙”。这一系列弄巧成拙的风波，沉重打击了《读书》在公众心目中的金牌形象。《读书》不再如以前那样，习惯于置身是非之外，以超脱者的身份来发表思想评论和文化批判，而是直接以参与者的立场来现身说法。《读书》传统的客观兼容气质遭到损毁，人们读不到了熟悉的心平气和。
　　2003年，中国一共出版图书19万391种。如此庞大的出版种类，此起彼伏的热门话题，犹如汪洋大海，考验着《读书》是否还有提纲挈领、为知识界导读的能力。从1997年开始，《读书》的学术化转向确实使一部分老读者和老作者相继离开，但那也正是互联网崛起的年代。过去，《读书》在中国读书界独领风骚，离不开独特的天时、地利、人和。互联网崛起并成熟后，大到综合网站的“读书”栏目，小到趣味纷呈的专业读书网，都对《读书》的至尊地位构成挑战。无论是文章的数量、言说的自由度、读者的范围、更新的速度，《读书》均已处于下风。在大网络、大言说的时代，《读书》存在理由其实不在争先追风，而在于保持人文传统，维护固有特色。否则，《读书》被逐渐淹没只是时间问题。
　　我以为，《读书》的传统是思想评论、新锐作者、趣味文字、域外新知。最近，我读到《中华读书报》刊文《十年阅读热点回溯》。与此相对照，《读书》在过去十年里没有踏准多少阅读热点。诸如城乡对立、弱势群体、民主化进程、言论自由等思想问题，《读书》明显关注不够，逐渐丧失知识界话题中心的地位，不足为奇。其次，过去《读书》的作者是老而弥坚，新锐迭起，庄谐不拘，文言并举。尤其是处于学科前沿、知识前线的作者，充满了表达的渴望和写作的激情。《读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思想深刻、智慧洋溢，更在气势上感人，语言上动人，生气勃勃，领时代之风。但这种传统如今已被缺乏激情的技术性表述所取代。新世纪涌现出来的一批新锐作者或写手，大都汇聚到湖南长沙的《书屋》旗下，与《读书》形成南北抗衡态势。其三，《读书》曾经刊登过不少美文，比如柯灵的《遥寄张爱玲》、《促膝闲话中书君》等，名重一时。深入浅出、自成一格的文辞也是俯拾皆是。从本质上讲，《读书》是一本渗透着文人趣味的个性化杂志。老一代的编者和作者，对此都有自觉意识，备加珍视。但现在的《读书》靠沉闷而无趣的学术性文字打头阵，时间一长，自然混同于一般的社科杂志，了无生气，身影俱沉了。其四，《读书》杂志惯于提倡“ 拿来主义”，介绍西学新知不遗余力。我手头有一本1992年10月的杂志，最后的《编辑室日志》大声疾呼：“ 我们吁请海内外熟悉洋务的朋友，多给我们提供一些域外新知，……海外的留学生朋友，三年前来稿较多，近年颇有隔阂，现在恢复联系，快何如之！”记下这段话，聊备历史留念。这种传统说明，《读书》如果疏于介绍域外新知，一味自困于讨论现实问题，可能会深沉得抬不起头来，视线不及更广阔的世界。
　　《读书》曾经被喻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现在不再飞扬了，非常遗憾。我想，也许《读书》在90年代中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思想启蒙和知识传输。互联网勃兴、主力阵营换班、作者星散、还有中国社会快速跃进商品经济时代，这一切因缘际会碰到一起，促使《读书》从思想旗帜无奈回归到杂志本位。多元时代不再是权威时代，《读书》在中国读书界享有的权威地位遭遇挑战、或被取代，不太出人意料，剩下的惟有惆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