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

　　“下海”一词不大时兴了，未必是令行禁止之故，而是官员们教授们早已发现自己本来就是在海里，用不著弃了带光环的本行去经商。如今中国整个是商海，到头来几家欢乐几家愁。

　　据说陈寅恪说过：“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他做出那么大学问，是如何谋生的呢?恐怕以商养学并非易事，起码时间是有限的，而心也难以二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编杂志，与日本有关，知道了邱永汉的名字，他是日本主要文学奖之一的直木奖得主。来到日本才知道此公早就下海了，甚至被捧为发财之神。下海是需要勇气的，令人佩服，却好像也有点不务正业或不走正道的意思，况且原以为在日本当作家腰缠万贯，一时想不通他怎么会下海经商。

　　邱永汉生于台湾，本名邱炳南，加入日本国籍时改名为永汉。母亲是日本人。少年时代有志于文学，但是到日本上东京大学，读经济系。曾被日本警察当作间谍逮捕过，1946年返台，走私砂糖又被捕过，参加台湾独立运动而亡命香港。日本战败之初物质匮乏，邱永汉在香港当起了国际倒爷，用邮寄小包裹倒卖，大发其财。某台湾朋友偷渡日本，完成了学业，留在汉学家仓石武四郎(第一个编篡中国现代语词典)研究室，却被法院判为驱逐，走投无路，找邱永汉写请愿书，便写出《偷渡者手记》。托日本友人拿到新鹰会上宣读，获得好评，得以在该会的杂志《大众文艺》上发表。恰好倒爷也当到头，决定去日本当小说家，信心满满。

　　新鹰会是长谷川伸主持的写作学习班，1960年代以前培养了好些通俗小说家，如平岩弓枝、池波正太郎，但邱永汉对这种日本所独有的形式不以为然。1954年以小说《香港》获得直木奖，作为外国人获奖，他算头一个。不料，不可倚小说以谋生，他写道：“我得到直木奖的小说《香港》里没出现一个日本人，此前此后写的小说也都以台湾或中国大陆、东南亚为舞台，几乎没有日本人出场。这样直木奖审查委员会也接受，不能不说‘文学无国界’。可是跟作家获奖后稿约纷至沓来相比，几乎没有人找我。用檀一雄先生的话来说：日本人归根结底只是对日本人感兴趣，所以报纸或大杂志主编对你敬而远之。”思来想去，结论是只好写写有关日本的文明批评，才能与日本读者有接点。从此写发财，写中国菜好吃，远离了小说创作。

　　其实，在邱永汉获奖的年代，直木奖或芥川奖还算不上社会事件，例如1954年吉行淳之介获得芥川奖，没人上门来约稿，他在小酒馆里感叹：老鼠从屋顶上跑过，哗啦哗啦掉下钱来吧。1956年石原慎太郎的《太阳季节》获奖，因内容惊世骇俗，文学奖才成了新闻，时而轰动社会，稿约如潮。倘若邱永汉像沙家昹的新四军再坚持一下，或许就会与陈舜臣并世，有两位华裔小说家留名日本文学史。

　　没读过邱永汉的小说，也没读过发财指南。中国社会主义搞出了特色，当贫下中农不神气了，人人要先富起来，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这种疯狂劲儿，有如汉哀帝年间民众蜂起“行西王母筹”。有朋自故国来，几乎必问我“没做点什么买卖吗”，令我汗颜，曾口占一绝：天旗星众尽昏昏，黑白猫儿各显神，愧对江东男女问，臣之壮也不如人。这是打油诗与邱永汉无关，而是读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有感，诗是这样的：朝市争趋海柘榴，贪同西母斗行筹，夜深似有鲛人泣，空抱缫丝上蜃楼。(“海柘榴”，即“海石榴”，也写作“山茶”、“椿”，古奈良的市场叫“海石榴市”)所言争与贪，于今在中国重演。历史上重农抑商，对商业历来很有点蔑视，经起商来不免有一种干坏事的兴奋。无商不奸，凭这条古训，干坏事也可以坦然。黄遵宪说当时日本人跟西洋人互市，“其术不良，操筹握算，远不如西商，多‘先笑而后啕’，中乾而外强”，结果发财好似登海市蜃楼。今夕何夕，我对经商也艳羡不已，只恨做不来，原因之一是只想赚不想赔。邱永汉也多次赔本，遭逢石油危机更损失惨重，以致坏了胃，对于以《食在广州》一书名世的美食家可是个严重问题。

　　有人从邱永汉三十年间的著述中辑出有关日本人的论述，汇编一册，简直像一本事典，读之便大致看见了1980年代以前的日本人，虽时过二十年，估计他们也变不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