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与“中国研究所”不同的是，“亚政经”具有较明显的“国策研究”色彩，或多或少得到内阁官方调查室、外务省亚细亚局的资金支援，最初的理事会成员除研究人员外，也包括了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以及财界人士。“亚政经”成立后最关心的是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及亚洲研究的动向。

　　1957年，“亚政经”几名主要理事经由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的秘书牵线，在箱根与岸首相见面，提出了设立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建议。岸信介接受了这个建议，经通产省批准于1958年设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简称“亚经研”）。“亚政经”和“亚经研”这两个组织原本要以“国策研究”作为发展方向，但随著1960年岸信介下台，两者尽管依然能得到日本政府和财界的资助，却未能起到直接参与日本政府的外交、安全、对外经援等政策制定的作用，与过去“满铁调查部”等“国策研究”机构相比，“亚政经”和“亚经研”的研究者可以相当自由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活动。

　　与此同时，美国却早于日本将中国研究作为“国策研究”加以推动。比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于1969年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发表演讲时，专门论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迫切性，指出美国之所以在亚洲遭到接而连三的失败，就因为“不了解亚洲，执行错误的政策”。1979年中美建交后，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这对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当时日本通产省下属组织的“亚经研”越来越关注对中国的研究，努力推动日本的中国研究向“国策研究”发展，至少要对日本经济官厅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发挥作用。“亚经研”曾多次邀请中国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到该所参与研究。笔者曾于1996年到该所研究中日经济关系，为时半年。记得笔者经常透过研究室的窗户凝望隔壁的自卫队大院，观看自卫队队员在院内列队操练的情景。

　　从日本有关中国的研究组织的变迁看，日本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作为亚洲“地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形成独立的所谓“现代中国学”。因此，与中国的“日本研究所”遍地开花相比，日本尽管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很多，却少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所”。比较知名的有早稻田大学中国研究所，爱知大学则成为日本首家设有现代中国学部的大学，并兼设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上述战后初期成立的“中国研究所”至今依然存在。

　　在方法论方面，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出于“西方一员”和“亚洲一员”的双重立场，既不满于美欧学者以Orientalism（西方中心主义）观察和研究日本（比如鼓吹“日本异质论”），又在观察、研究中国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往往带著一种优越感，热衷于抓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表达中国“全体像”，而忘记了日本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问题。

　　包括日本在内，任何一个外国的中国研究都不可能脱离其特定的政治、文化和舆论背景，都包含有所谓“集体想像”的成份，而且在其认识中国的历史过程中，有关中国的真实知识的增长和主观想像部分的相对比重，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生变化。近年来，有一批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正在为创建科学、理性的“现代中国学”而努力，一批评论家也相继推出比较客观、理性地分析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成为日本全国大小书店的新书架上的亮点。如今，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依靠日本的媒体特别是电视，日本的中国研究如何在帮助广大日本国民正确认识中国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尚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

　　诚如古诗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人对于科学、理性地研究中国发展及其问题的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应该加以关注和加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