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哥


     “如果说，一个人的一生，都免不了会做一些错事，那大冒哥做得最错的事，错得该死的事，就是妄想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家人一起，生活在自己那个土生土长的土城里。”

    大冒哥是臧阿姨的大儿子。我同臧阿姨的关系，当然是因为她的女儿小瑛。

    1970年，我刚读完初中，还不满16岁，身体还没长成形，就被祖国需要到了一家房屋修建公司做杂工（就是为砌工送砖、送灰、搭架子，总之是最革命最锻炼人的体力工）。

    一次，我回周南母校看了文艺演出“白毛女”，看到扮演“喜儿”的小瑛，便立即找到了“大春”的感觉，于是，很快和小瑛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友情”。

    也正巧，我做事的工地离小瑛家很近，于是，一有空就往小瑛家躲。尤其是与小瑛妈妈臧阿姨见面后，更是没空都要抽空、挤空。在她们家里，有我感情和身体成长所需要的一切营养：母爱、姊妹爱、少男少女只敢牵手摸头发的爱，当然，还有饭菜（吃了那么多，也不知道要交一点伙食费）。大约只有半年的工夫，我对小瑛家的剪刀、扇子、味精酱油放在哪里，比母亲家的还顺手。

    找到小瑛家，我是如鱼得水。而小瑛家，却并不缺儿子。因为她有个大姐夫，又高大又英俊。每次碰到和他一起吃饺子，我那一份就不用放醋了。当然，小瑛还有两个哥哥：大冒和小冒。

    70年代初，像全中国百万知青一样，大冒和小冒也光荣地投身于“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所以我很少碰到他们。

    那天，我照常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照常把手伸到老地方，却没找到钥匙（一般这个时候，小瑛家是没人的）。我试著把门推开，只见有人蒙著头在床上打滚。我把被子一揭，是大冒哥。他满头大汗喊胸口疼。我问他要不要上医院，他示意没用。我便只能帮他一起出汗。

    小瑛回来后告诉我，她大哥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发起来就这样。一阵一阵的，查了好多次，也不知是什么毛病（不过，她再三说明此病不传染）。也因此大冒哥下乡时，医院没给开“有病留城”的证明。大冒哥下去后，多次发病，给当地农民添了不少麻烦，被多次退货。但回家去医院再查，还是不知道是什么病。“上次，我陪哥哥一起去了医院，找到那位从小为哥哥看病的老医生，可有位姓左的年轻医生，对著正在给哥哥作检查的老医生说：‘查了这么多年都查不出什么病，那就是装病。治这种病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开证明。’”（怪不得我问大冒哥要不要上医院，他示意没用）

    臧阿姨决定把大儿子留在家里，养起来。所以那一段，我常见到大冒哥。真的，没事的时候，他像普通人一样：做家务、刷房子、打牌，时而还帮帮邻居李爹爹买买煤什么的，甚至，偶尔还出去做个把小时临时工搞包烟钱。发病时，我也开始习以为常，甚至学著小瑛安慰不知内情的外人：“老毛病，不必惊慌，不会传染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