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4年，农历甲申年。往前推一个甲子，是1944年。当年二战犹酣时，中国有郭沫若写下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英国也有福斯特写下随想文《论出版自由三百年祭》。东西方这两篇文章，分别纪念了明朝灭亡300年和著名作家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300年。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高度赞誉，并被采用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上京赶考”的重要借鉴。《甲申三百年祭》不仅是一篇历史论文，文章发表本身也成为一桩历史事件。《甲申三百年祭》的作用是警示胜利者戒骄戒躁、防腐防贪，才能保持长治久安。毛泽东后来在林彪事件后，又向全党推荐《汉书．霍光传》，也是强调“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要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们管住自己，更要管住儿女。其良苦用心前后一以贯之，意味深长。
就在明朝败亡崇祯自缢、李自成大顺朝自毁长城、满清入关横扫华夏的1644年，英国作家弥尔顿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严厉批判书报检查制度的危害。弥尔顿是与莎士比亚齐名的文化伟人，《论出版自由》被认为是弥尔顿散文作品中最著名的一篇，不仅因为写得才思出色、文气沛然，更因为捍卫了英国的自由，保卫了文明的成果。今天回头看，大顺农民王朝因自满短视而功败垂成，把汉人天下拱手让给外夷，教训深刻，令人惋惜，固然值得后人一祭，但同时代的弥尔顿揭起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大旗，其作用非为一党一国一朝之兴废存亡，而是为全人类树立了普世文明的价值标准。360年后的今天，对此尤其应该重温并加以纪念。
1644年，英国国会与国王开战，弥尔顿支持国会。但国会通过了一条管制出版物的自卫条例，把所有的印刷物都置于检查制度之下，这让弥尔顿很不高兴。为了捍卫自由，弥尔顿出离个人政治立场，发表了《论出版自由》的抗议文。这篇宏文彰显出文化人的自尊、知识者的傲骨。弥尔顿指出：“ 哪里有学习的愿望，哪里就有争辩、写作和见解的极大需要。因为善人的见解正是逐渐成型中的知识。”——书报检查制度意味着单调划一，意味着精神上的死亡。英国有谚语云，如果你手里只拿着锤子，那么一切对你来说就是钉子，你总想敲打什么。书报检查制度就是这种货色。近200年后，马克思在1842年1月着文批判“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时明确指出，禁止发表“ 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是“ 最可怕的恐怖主义”，并认为不能“ 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该文收录为《马恩全集》首篇)。马克思身为德国人，但在专制德国没有言论和人身自由，他是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内完成《资本论》等一系列名著的。所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他的出版和言论自由思想追踪了弥尔顿树立的价值规范。
弥尔顿的言论打破了英国人的自我满足，给英国人以鼓舞，其雄丽的文字更提升了英国人的民族性。在1644年，当法兰西正陷于专制暴政，而德意志还是一片混乱之际，英国人坚持言论自由并因此获得了欧罗巴大陆学者的由衷赞叹。弥尔顿在文章中写道，“生于这样一个容许哲学自由的国度被称为一种幸福……我把其他国家如此推崇英国的自由视为将来幸福的一个保证。”在这个意义上，弥尔顿比任何人更像一个爱国主义者。
福斯特在1944年写作《论出版自由三百年祭》时，并没有因为英国面临对德作战的非常时期而对任何统一言论、强化公共社会的做法予以姑息，反而进一步强调了观点多样化的言论自由是文明的核心成果；对抗轴心国的保家卫国就是保卫自由世界的文明成果。他说:“ 因为《论出版自由》的主题不是外国的专制暴政，而是自己家园的自由，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应如是。它强调的不是戈培尔眼中的梁桁，而是我们自己眼中的灰尘，能否自我清洗掉。”
从弥尔顿到福斯特，即使面对政治立场相违和民族利益冲突的危险，拥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知识分子总能站得更高一些，时刻提醒社会不要因噎废食，明确指示出个人、国家和民族所有的努力奋斗，最终目标是为了捍卫自由的文明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与弥尔顿同时代的中国大儒顾炎武在明末清初也曾以文化优先论超越了对王朝正朔的忠诚。顾炎武早在360年前就对“ 亡国”与“ 亡天下”做过比较。他指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保天下，就是保卫文化，捍卫文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被置换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透露出中国人对家国归属的兴趣尤在文化存续之上，而抽象的文明价值论则离题更远了。
甲申三百六十年，如果逝去的历史仍然值得祭奠，那么在吸取王朝兴亡教训，守护民族主义立场之余，还应倡导超越性的文化视野，建立一种自由文明的新传统。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高度赞誉，并被采用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上京赶考”的重要借鉴。《甲申三百年祭》不仅是一篇历史论文，文章发表本身也成为一桩历史事件。《甲申三百年祭》的作用是警示胜利者戒骄戒躁、防腐防贪，才能保持长治久安。毛泽东后来在林彪事件后，又向全党推荐《汉书．霍光传》，也是强调“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要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们管住自己，更要管住儿女。其良苦用心前后一以贯之，意味深长。
就在明朝败亡崇祯自缢、李自成大顺朝自毁长城、满清入关横扫华夏的1644年，英国作家弥尔顿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严厉批判书报检查制度的危害。弥尔顿是与莎士比亚齐名的文化伟人，《论出版自由》被认为是弥尔顿散文作品中最著名的一篇，不仅因为写得才思出色、文气沛然，更因为捍卫了英国的自由，保卫了文明的成果。今天回头看，大顺农民王朝因自满短视而功败垂成，把汉人天下拱手让给外夷，教训深刻，令人惋惜，固然值得后人一祭，但同时代的弥尔顿揭起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大旗，其作用非为一党一国一朝之兴废存亡，而是为全人类树立了普世文明的价值标准。360年后的今天，对此尤其应该重温并加以纪念。
1644年，英国国会与国王开战，弥尔顿支持国会。但国会通过了一条管制出版物的自卫条例，把所有的印刷物都置于检查制度之下，这让弥尔顿很不高兴。为了捍卫自由，弥尔顿出离个人政治立场，发表了《论出版自由》的抗议文。这篇宏文彰显出文化人的自尊、知识者的傲骨。弥尔顿指出：“ 哪里有学习的愿望，哪里就有争辩、写作和见解的极大需要。因为善人的见解正是逐渐成型中的知识。”——书报检查制度意味着单调划一，意味着精神上的死亡。英国有谚语云，如果你手里只拿着锤子，那么一切对你来说就是钉子，你总想敲打什么。书报检查制度就是这种货色。近200年后，马克思在1842年1月着文批判“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时明确指出，禁止发表“ 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是“ 最可怕的恐怖主义”，并认为不能“ 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该文收录为《马恩全集》首篇)。马克思身为德国人，但在专制德国没有言论和人身自由，他是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内完成《资本论》等一系列名著的。所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他的出版和言论自由思想追踪了弥尔顿树立的价值规范。
弥尔顿的言论打破了英国人的自我满足，给英国人以鼓舞，其雄丽的文字更提升了英国人的民族性。在1644年，当法兰西正陷于专制暴政，而德意志还是一片混乱之际，英国人坚持言论自由并因此获得了欧罗巴大陆学者的由衷赞叹。弥尔顿在文章中写道，“生于这样一个容许哲学自由的国度被称为一种幸福……我把其他国家如此推崇英国的自由视为将来幸福的一个保证。”在这个意义上，弥尔顿比任何人更像一个爱国主义者。
福斯特在1944年写作《论出版自由三百年祭》时，并没有因为英国面临对德作战的非常时期而对任何统一言论、强化公共社会的做法予以姑息，反而进一步强调了观点多样化的言论自由是文明的核心成果；对抗轴心国的保家卫国就是保卫自由世界的文明成果。他说:“ 因为《论出版自由》的主题不是外国的专制暴政，而是自己家园的自由，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应如是。它强调的不是戈培尔眼中的梁桁，而是我们自己眼中的灰尘，能否自我清洗掉。”
从弥尔顿到福斯特，即使面对政治立场相违和民族利益冲突的危险，拥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知识分子总能站得更高一些，时刻提醒社会不要因噎废食，明确指示出个人、国家和民族所有的努力奋斗，最终目标是为了捍卫自由的文明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与弥尔顿同时代的中国大儒顾炎武在明末清初也曾以文化优先论超越了对王朝正朔的忠诚。顾炎武早在360年前就对“ 亡国”与“ 亡天下”做过比较。他指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保天下，就是保卫文化，捍卫文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来被置换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透露出中国人对家国归属的兴趣尤在文化存续之上，而抽象的文明价值论则离题更远了。
甲申三百六十年，如果逝去的历史仍然值得祭奠，那么在吸取王朝兴亡教训，守护民族主义立场之余，还应倡导超越性的文化视野，建立一种自由文明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