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大学毕业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年纪老了，就开始喜欢回忆往事。我现在很想写一部回忆录——《毕业二十年》，不过好象过于平铺直叙，如果题目叫做《我的上半生》的话可能销路会很好。这倒也不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我粗略算了一下，从大学毕业到工作退休大概是四十年左右吧，现在正好是人生旅途的中点站。如果从一个人的有效寿命上看，除掉幼稚无知的少年和老态龙钟的暮年，现在大概也就是活了一半的时候，所以说“我的上半生”是很名正言顺的。
当然，要细说二十年的每一个脚印就会显得过于重复繁琐和枯燥乏味，还不如戏说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情节，这样的话可读性会好一些。我现在开始陆续回忆梳理挑选生活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话题，当然，这些文字最终能否收入我的回忆录，取决于我的叙说究竟是否有趣。
毕业二十年，其中有八年是在日本度过的，这就回避不了出国这个话题。关于出国，从大学开始就是一个热门话题了。可是，我向来就是一个坚定的留守者。这并不是说陈某从小就要显得与众不同，只是陈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读书并不可怕，考试也不可惧，想想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要到国外打工谋生，就知难而退捧上了社会主义铁饭碗。况且毕业后分配到研究所，那时还有公派出国进修，小青年只要耐心排队总有机会出去开开眼界的。
话说1985年，办公室的TDK（那时候喜欢给人家起代号）从日本进修一年回来，除了风光地带回来许多新式家电以外，他还悄悄地对我说，你如果出去一年得到的钱，在国内一辈子也赚不到。确实如此，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0元，公派出国一年省吃俭用的话可以带回来100万日元，尽管那时的汇率是2点几，学计算器的人这样的账是很容易算清楚的。研究所里还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JVC干脆就放弃研究所内加薪的竞争，他说，一个月就加这么几块还争得头破血流的，不就是一罐可乐嘛。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时候国内是否已经开始出现罐装饮料。这两个假洋鬼子的现身说法给了我相当的刺激，我开始不甘心一个月只拿60元大洋了。
这个时候，所里给我一个成为“ 万元户”的机会。动员我参加金山某企业管理系统的重点项目课题组，开发周期是四年，开价是特殊补贴1万元加一次短期出国培训。现在看来在1987年的当时应该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可是陈某毅然拒绝了这个美差。我当初考虑的是四年闭塞的金山生活固然能挖到一些金沙，可能将因此失去更多的淘金机会。僵持的结果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所长对陈某下达封杀令：从今往后取消公派出国的机会。可是后来的戏剧性发展出乎了我的意料，我居然成了研究所下属中日合资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我在一篇名为“偶然”的文章里有过比较详尽的叙说。
为了筹备合资企业，1988年我到日本短期研修。其时和恰好赴日公干的所长相遇，还陪同一起游览京都的金阁寺映画村，彼此心照不宣不提一年前的纠葛和恩怨。初渡日本，现代文明相当强烈地冲击了我这个小顽固的保守思维，彻底改变了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也创造了后来出国工作的可能性。我现在想，许多根深蒂固的看法都是可以改变的，这大概就叫“见异思迁”，许多按步就班的过程都是可以改变的，这大概就是“事在人为”吧。“事在人为”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信条。
当然，要细说二十年的每一个脚印就会显得过于重复繁琐和枯燥乏味，还不如戏说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情节，这样的话可读性会好一些。我现在开始陆续回忆梳理挑选生活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话题，当然，这些文字最终能否收入我的回忆录，取决于我的叙说究竟是否有趣。
毕业二十年，其中有八年是在日本度过的，这就回避不了出国这个话题。关于出国，从大学开始就是一个热门话题了。可是，我向来就是一个坚定的留守者。这并不是说陈某从小就要显得与众不同，只是陈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读书并不可怕，考试也不可惧，想想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要到国外打工谋生，就知难而退捧上了社会主义铁饭碗。况且毕业后分配到研究所，那时还有公派出国进修，小青年只要耐心排队总有机会出去开开眼界的。
话说1985年，办公室的TDK（那时候喜欢给人家起代号）从日本进修一年回来，除了风光地带回来许多新式家电以外，他还悄悄地对我说，你如果出去一年得到的钱，在国内一辈子也赚不到。确实如此，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0元，公派出国一年省吃俭用的话可以带回来100万日元，尽管那时的汇率是2点几，学计算器的人这样的账是很容易算清楚的。研究所里还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JVC干脆就放弃研究所内加薪的竞争，他说，一个月就加这么几块还争得头破血流的，不就是一罐可乐嘛。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时候国内是否已经开始出现罐装饮料。这两个假洋鬼子的现身说法给了我相当的刺激，我开始不甘心一个月只拿60元大洋了。
这个时候，所里给我一个成为“ 万元户”的机会。动员我参加金山某企业管理系统的重点项目课题组，开发周期是四年，开价是特殊补贴1万元加一次短期出国培训。现在看来在1987年的当时应该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可是陈某毅然拒绝了这个美差。我当初考虑的是四年闭塞的金山生活固然能挖到一些金沙，可能将因此失去更多的淘金机会。僵持的结果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所长对陈某下达封杀令：从今往后取消公派出国的机会。可是后来的戏剧性发展出乎了我的意料，我居然成了研究所下属中日合资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我在一篇名为“偶然”的文章里有过比较详尽的叙说。
为了筹备合资企业，1988年我到日本短期研修。其时和恰好赴日公干的所长相遇，还陪同一起游览京都的金阁寺映画村，彼此心照不宣不提一年前的纠葛和恩怨。初渡日本，现代文明相当强烈地冲击了我这个小顽固的保守思维，彻底改变了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也创造了后来出国工作的可能性。我现在想，许多根深蒂固的看法都是可以改变的，这大概就叫“见异思迁”，许多按步就班的过程都是可以改变的，这大概就是“事在人为”吧。“事在人为”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