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北京两会召开的时候，总有一些阶级敌人趁机兴风作浪。今年有流言传巴金死了，还说是要等过了两会再宣布。后来又有人说是病危，救活了。其实，巴金活着和死了不是一样吗？差一口气而已。在我的记忆里，写了《家》《春》《秋》的呼吁反封建的巴金早在五十年前就死了，即使晚年写了《随想录》倡导讲真话的巴金，在丧失生理上的表达能力之前，面对重大事件他已经又一次选择了沉默，“讲真话”成为一种空洞无物的口号。唉，我不禁要叹气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是有骨头的。
说起知识分子，最近收到朋友的一则邮件。他怀疑“知识分子”是一个贬义词。他说从网上检索一下，有台独分子民运分子异议分子动乱分子犯罪分子黑帮分子首恶分子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共分子反党分子反华分子破坏分子腐败分子堕落分子学术腐败分子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帮派分子邪教分子法轮功分子纳粹分子特务间谍分子叛变分子死硬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野心分子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间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分子托派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三反分子胡风分子黑帮分子……反正叫“分子”的统统不是好东西。朋友为此感到极大耻辱，要发起“改称运动”，像日本人那样称为“知识人”。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弄不好会被人家戴上“亲日分子”的帽子，我安慰他说我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总算还有一个“积极分子”的良性例子。
我倒是觉得“知识分子”这个称呼不错，之所以称为“分子”，大概就是比较稀有的原因吧，物以稀为贵嘛。从前的电影里老蒋把共产党员叫做“共党分子”，后来，共产党又把海外来的叫做“美蒋特务分子”，反正都是一小撮的意思，而且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结果共产党把旧社会破坏掉了，开始变得伟大光荣正确，现在的美军伪军也比共军吃香得多。你看关键还在于自身建设，不要为分子的名分而自卑。其实，现代中国真正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也不多，不要自以为上过大学读过几本书就是知识分子了。在现在中国社会里，所谓的知识分子还是一支很庞大的鱼龙混杂的队伍，当今中国最优秀的分子和最卑鄙的分子都混杂其中，譬如你我都自以为是。可是，我还是要说，读过一点书没什么了不起，有一些想法也并不稀奇，有思维的动物都有思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小撮，具有特殊的破坏性使命，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其中最起码一条是要有独立的人格，会说自己的话。
关于说话，不由想起鲁迅，鲁迅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会说话的代表人物，因而也最具有杀伤力。我在九八年的老文章中写过，“我想鲁迅要是活到新社会的话，照他的脾气和骨气，建国后第一个被毛泽东送上祭坛用来杀鸡儆猴的就一定是鲁迅而不是胡风了。”两年前，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里披露了一段未经证实的史料，罗稷南当年曾直率地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段对话后来被当事在场者黄宗英所证实，也证实了我当年的一种猜测。但是，我现在无从揣测鲁迅坐了共产党的大牢以后会怎样，是成为大陆的柏杨李敖还是成为胡风的难兄难弟？胡风当年是多么的杀气腾腾啊，可是，被无产阶级专政十几年后，临终对孙辈的遗训竟是不要报考文科大学。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感到莫大的悲哀。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是多灾多难的，尤其是被毛泽东的皮毛之说从精神上判处死刑以后，从此一蹶不振举而不坚。
因此，历经苦难的巴金也只能算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贬低，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从巴金的《随想录》里吸取过相当多的养份。巴金的《随想录》虽然是他大彻大悟后的精神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又是非常有限的，别说是为民请命，当面临作协主席政协副主席的名誉诱惑的时候，当忍痛割爱从文集中抽掉敏感篇章的时候，“说真话”的金字招牌开始无情贬值。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宿命。要么乐于接受招安做党的好孩子，否则的话……晚年觉醒的周扬反叛的王若望直谏的吴祖光之结局都是一种最好的注解。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一小撮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牺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性和奴性同样得以传宗接代，这也是我始终比较乐观的一个理由。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改名正名，而是如何真正摆脱心理阴影，心甘情愿地做一小撮分子，理直气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家都学会说自己的真心话了，那么离开勃起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说起知识分子，最近收到朋友的一则邮件。他怀疑“知识分子”是一个贬义词。他说从网上检索一下，有台独分子民运分子异议分子动乱分子犯罪分子黑帮分子首恶分子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共分子反党分子反华分子破坏分子腐败分子堕落分子学术腐败分子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帮派分子邪教分子法轮功分子纳粹分子特务间谍分子叛变分子死硬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野心分子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间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分子托派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三反分子胡风分子黑帮分子……反正叫“分子”的统统不是好东西。朋友为此感到极大耻辱，要发起“改称运动”，像日本人那样称为“知识人”。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弄不好会被人家戴上“亲日分子”的帽子，我安慰他说我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总算还有一个“积极分子”的良性例子。
我倒是觉得“知识分子”这个称呼不错，之所以称为“分子”，大概就是比较稀有的原因吧，物以稀为贵嘛。从前的电影里老蒋把共产党员叫做“共党分子”，后来，共产党又把海外来的叫做“美蒋特务分子”，反正都是一小撮的意思，而且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结果共产党把旧社会破坏掉了，开始变得伟大光荣正确，现在的美军伪军也比共军吃香得多。你看关键还在于自身建设，不要为分子的名分而自卑。其实，现代中国真正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也不多，不要自以为上过大学读过几本书就是知识分子了。在现在中国社会里，所谓的知识分子还是一支很庞大的鱼龙混杂的队伍，当今中国最优秀的分子和最卑鄙的分子都混杂其中，譬如你我都自以为是。可是，我还是要说，读过一点书没什么了不起，有一些想法也并不稀奇，有思维的动物都有思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小撮，具有特殊的破坏性使命，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其中最起码一条是要有独立的人格，会说自己的话。
关于说话，不由想起鲁迅，鲁迅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会说话的代表人物，因而也最具有杀伤力。我在九八年的老文章中写过，“我想鲁迅要是活到新社会的话，照他的脾气和骨气，建国后第一个被毛泽东送上祭坛用来杀鸡儆猴的就一定是鲁迅而不是胡风了。”两年前，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里披露了一段未经证实的史料，罗稷南当年曾直率地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段对话后来被当事在场者黄宗英所证实，也证实了我当年的一种猜测。但是，我现在无从揣测鲁迅坐了共产党的大牢以后会怎样，是成为大陆的柏杨李敖还是成为胡风的难兄难弟？胡风当年是多么的杀气腾腾啊，可是，被无产阶级专政十几年后，临终对孙辈的遗训竟是不要报考文科大学。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感到莫大的悲哀。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是多灾多难的，尤其是被毛泽东的皮毛之说从精神上判处死刑以后，从此一蹶不振举而不坚。
因此，历经苦难的巴金也只能算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贬低，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从巴金的《随想录》里吸取过相当多的养份。巴金的《随想录》虽然是他大彻大悟后的精神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又是非常有限的，别说是为民请命，当面临作协主席政协副主席的名誉诱惑的时候，当忍痛割爱从文集中抽掉敏感篇章的时候，“说真话”的金字招牌开始无情贬值。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宿命。要么乐于接受招安做党的好孩子，否则的话……晚年觉醒的周扬反叛的王若望直谏的吴祖光之结局都是一种最好的注解。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一小撮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牺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性和奴性同样得以传宗接代，这也是我始终比较乐观的一个理由。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改名正名，而是如何真正摆脱心理阴影，心甘情愿地做一小撮分子，理直气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家都学会说自己的真心话了，那么离开勃起的日子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