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什么时候离开小学的，已经记不起来。反正外头革命了，校方开始还支撑着，一边上课一边探听校门外的动静，终于支撑不下去，全盘溃散。大家回家去吧，去看抄家，看游行，看大字报，去抢传单，反正哪里热闹往哪里赶。用姜文的说法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没课要上更没作业了，玩玩，一天到晚地玩玩，还开了眼界。以前我不认识黄金和银锭，就是在抄家物资展览会上认识的。一见之下，觉得其色泽很沉闷，远不像书里写的那么灿烂。姐姐们去大串联了，坐免费的火车上北京瞻仰毛主席，我太小了，母亲不让去，在家很郁闷，只好和伙伴打打扑克。那是1966年，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一年。
直到1968年，要“ 复课闹革命”，我才重新进了学堂，论资排辈，是“70届”。中学的气氛比小学严肃多了，尚未离校的高中生掌管学校大权，他们教我们批斗“牛鬼蛇神”，也教我们唱《八角楼的灯光》等革命歌曲：“全世界都仰望着东方，东方有个红色的井冈。我们的毛委员，开辟了革命路，照亮前进前进的方向霍嗨。”
所谓的“牛鬼蛇神”，都是无辜的老师，被红卫兵以各种名目揪出来，关进“ 牛棚”。我们到中学首先学习的便是批斗“ 牛鬼”，占用的全是上课时间，因为“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我们跟这些老师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无从斗起，就让他们自己交待，不管听明白还是没听明白，听完了叫几句口号就算斗过了，把他们押送回“ 牛棚”。千万小心的是别叫错口号，其他都没关系。幸好大革命的最高潮已过去了，热度下降许多。我们这些刚进中学的学生胆子还小，批斗过老师，但从没有打过老师，没体罚他们。人是很容易学坏的，尤其少年时期，在病态的气氛下，什么坏事做不出来，想起来真要吓出冷汗。
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斗私批修。这些词汇对今天的年轻人已是天方夜谭，但那个时候非常真实地填补着一天又一天。我们还是孩子，那种伟大的事情哪里弄得懂，小和尚念经一样随口念念而已。记忆中更清晰的是一些生活化的、具体的东西。
那时的学校，高中生走了，工宣队（全称是“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了。既然社会风气“尚武”，我们课余练举重和摔跤，那么打架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维持学校秩序的是红卫兵团，看什么人不顺眼了，把他抓到“红团”去痛打一顿，也可将女生打得脸肿。以暴易暴是通行的做法，但结果产生了更多的暴力。红卫兵不行的话，就要靠工宣队师傅了。有个老师傅，每天早上在校园练功，把胸脯撞在大树上砰砰作响，据说还会玩三节棍、九节鞭，小流氓见他都怕。有个捣乱的男生，被工宣队员揪着头发，一直揪到头皮和头骨分离。
那时候，男生女生互不说话，自动性别隔离。女生不满意了，其人体语言一般是翻翻白眼，最多骂一句“ 腻心！”男生从没学过要尊重妇女，但碍于“好男不和女斗”的民间口诀，一般不去生事。同在一个班上，彼此都看见了，彼此无言。背后自然有一点交流，传来传去的无非是给某男某女偷偷起了绰号，起完嘿嘿一笑。
校服是没有的。男生邋遢一点，女生的打扮干?羝铀亍Ｄ鞘俏镏适?制斗Φ氖贝??粢庖幌戮突岱⑾郑?矶嗳死洗┩?患?路?Ｉ弦隆⒖阕哟虿苟。?苟∩洗虿苟 Ｆü珊竺娴牧酱罂椴苟。?忠崭叩募页ぃ?梅烊一?瘸鲆坏赖涝残蔚南呒＃?翊虬杏玫陌兄健？憬盘?塘耍?驯叻畔吕椿蚪由弦唤兀?彩欠浅Ｆ毡榈淖龇ā４┑闷凭擅蝗诵?埃??什?准端枷胍焕淳秃眯α恕?br> 我们班的女生三五成群，出则同出，入则同入。其中的一群，有天穿了一色的丁字型黑皮鞋，显得与众不同。那皮鞋约五块钱一双，比布鞋贵多了。有天传出消息，一女生的皮鞋是挪用父母给她的学费买的，时间一到就穿帮了。这消息乘着翅膀一下子飞舞得全班都知道了，男生个个兴高采烈的，傻呵呵地过节一样。现在看，不过是姑娘爱美，小有虚荣。那时候不懂这些道理，也不留口德，“学费买皮鞋”一唱，那女生只好低下头来，脸红到脖子。
上过一点点文化课。物理化学课是没有的，称为“ 工基”“农基”课，教我们装日光灯之类的技能。还有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学到的知识实在非常有限。那英语，只能说认识了ABCD，再加几句政治口号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哈罗”都没教过。到后来，干脆半年学工，半年学农，没有什么课不课的了。
毕业以后，和同学玩，我考考他：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几？
他想了想，说：“半只大饼加小半只大饼……反正一只不到，比半只多点。”这样难的题目，他算不出来。
我有点得意，我是会算的，知道要先通分。这个通分约分，不是学校教我的，是我自己在一本残破的旧教材上看来的。
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没有毕业文凭，也没拍过毕业照。
1971年，我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三年后因病退回上海做工。1977年，我以小学五年级的真实学历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从66届高中开始的十几届中学生同一考场献丑，一个教室25人，按比例只有一人出线。我侥幸被大学录取为专科生。入学后第一次上课，班长叫口令：“ 起立！”叫得我百感交集。这声“ 起立”，那么亲切，我许多年没听到了。我们这些做过工种过田的老学生恭恭敬敬地向老师问好。
直到1968年，要“ 复课闹革命”，我才重新进了学堂，论资排辈，是“70届”。中学的气氛比小学严肃多了，尚未离校的高中生掌管学校大权，他们教我们批斗“牛鬼蛇神”，也教我们唱《八角楼的灯光》等革命歌曲：“全世界都仰望着东方，东方有个红色的井冈。我们的毛委员，开辟了革命路，照亮前进前进的方向霍嗨。”
所谓的“牛鬼蛇神”，都是无辜的老师，被红卫兵以各种名目揪出来，关进“ 牛棚”。我们到中学首先学习的便是批斗“ 牛鬼”，占用的全是上课时间，因为“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我们跟这些老师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无从斗起，就让他们自己交待，不管听明白还是没听明白，听完了叫几句口号就算斗过了，把他们押送回“ 牛棚”。千万小心的是别叫错口号，其他都没关系。幸好大革命的最高潮已过去了，热度下降许多。我们这些刚进中学的学生胆子还小，批斗过老师，但从没有打过老师，没体罚他们。人是很容易学坏的，尤其少年时期，在病态的气氛下，什么坏事做不出来，想起来真要吓出冷汗。
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斗私批修。这些词汇对今天的年轻人已是天方夜谭，但那个时候非常真实地填补着一天又一天。我们还是孩子，那种伟大的事情哪里弄得懂，小和尚念经一样随口念念而已。记忆中更清晰的是一些生活化的、具体的东西。
那时的学校，高中生走了，工宣队（全称是“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了。既然社会风气“尚武”，我们课余练举重和摔跤，那么打架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维持学校秩序的是红卫兵团，看什么人不顺眼了，把他抓到“红团”去痛打一顿，也可将女生打得脸肿。以暴易暴是通行的做法，但结果产生了更多的暴力。红卫兵不行的话，就要靠工宣队师傅了。有个老师傅，每天早上在校园练功，把胸脯撞在大树上砰砰作响，据说还会玩三节棍、九节鞭，小流氓见他都怕。有个捣乱的男生，被工宣队员揪着头发，一直揪到头皮和头骨分离。
那时候，男生女生互不说话，自动性别隔离。女生不满意了，其人体语言一般是翻翻白眼，最多骂一句“ 腻心！”男生从没学过要尊重妇女，但碍于“好男不和女斗”的民间口诀，一般不去生事。同在一个班上，彼此都看见了，彼此无言。背后自然有一点交流，传来传去的无非是给某男某女偷偷起了绰号，起完嘿嘿一笑。
校服是没有的。男生邋遢一点，女生的打扮干?羝铀亍Ｄ鞘俏镏适?制斗Φ氖贝??粢庖幌戮突岱⑾郑?矶嗳死洗┩?患?路?Ｉ弦隆⒖阕哟虿苟。?苟∩洗虿苟 Ｆü珊竺娴牧酱罂椴苟。?忠崭叩募页ぃ?梅烊一?瘸鲆坏赖涝残蔚南呒＃?翊虬杏玫陌兄健？憬盘?塘耍?驯叻畔吕椿蚪由弦唤兀?彩欠浅Ｆ毡榈淖龇ā４┑闷凭擅蝗诵?埃??什?准端枷胍焕淳秃眯α恕?br> 我们班的女生三五成群，出则同出，入则同入。其中的一群，有天穿了一色的丁字型黑皮鞋，显得与众不同。那皮鞋约五块钱一双，比布鞋贵多了。有天传出消息，一女生的皮鞋是挪用父母给她的学费买的，时间一到就穿帮了。这消息乘着翅膀一下子飞舞得全班都知道了，男生个个兴高采烈的，傻呵呵地过节一样。现在看，不过是姑娘爱美，小有虚荣。那时候不懂这些道理，也不留口德，“学费买皮鞋”一唱，那女生只好低下头来，脸红到脖子。
上过一点点文化课。物理化学课是没有的，称为“ 工基”“农基”课，教我们装日光灯之类的技能。还有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学到的知识实在非常有限。那英语，只能说认识了ABCD，再加几句政治口号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哈罗”都没教过。到后来，干脆半年学工，半年学农，没有什么课不课的了。
毕业以后，和同学玩，我考考他：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几？
他想了想，说：“半只大饼加小半只大饼……反正一只不到，比半只多点。”这样难的题目，他算不出来。
我有点得意，我是会算的，知道要先通分。这个通分约分，不是学校教我的，是我自己在一本残破的旧教材上看来的。
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没有毕业文凭，也没拍过毕业照。
1971年，我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三年后因病退回上海做工。1977年，我以小学五年级的真实学历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从66届高中开始的十几届中学生同一考场献丑，一个教室25人，按比例只有一人出线。我侥幸被大学录取为专科生。入学后第一次上课，班长叫口令：“ 起立！”叫得我百感交集。这声“ 起立”，那么亲切，我许多年没听到了。我们这些做过工种过田的老学生恭恭敬敬地向老师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