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骏

他给我的印象永远是这样一副邋遢相：浑身衣裳是补了又补的，而且脏得难以近身，头发似一簇乱蓬蓬的草，间或有几缕银丝，脸色总是那般木然，好像失去了感情的细胞，眉浓眼大而无光，浮肿的眼睑，似乎储存了一生失意的记录，虽然长得五大三粗的，是个正宗的北方大汉，走起路来却磨磨蹭蹭的，一点也不利索，没有北方人的豪爽。

他住在我家隔壁的一幢房子里。从我懂事起，就听大人讲，他是个坏人□□历史反革命，曾给日本人做过翻译。一搞政治运动，他这条老牛照例要牵出来运动运动，久经沙场也算是个老运动员了。在那发高烧的年代，生活也像电视机一样只有黑白两种乾巴巴的颜色，连环画上也只有好人坏人。所以，在我的脑海里是把他的名字和坏人存储在一起的，电影里的胖翻译官，大大的坏。

小时候，放学后在弄堂里玩耍，常常看到他拖著沉重疲惫的身子，从人防工地上回来。那时，像他这种坏分子，自然只有接受群众的监督劳动，不许乱说乱动的，每天还得向居民小组长汇报思想。天热了，他那件白衬衣已变铅灰色了，裤子照样是贴满了补丁。听邻居讲，他的短衣短裤还是冬天的衣裤剪掉袖子裤管改做的，到冬天再缝上去。大家听了，一笑了之，谁叫他是牛鬼蛇神呢，苦海无边罪有应得。冬天到了，一件破棉衣捉襟见肘的，棉絮露在外边，拖著一双见得著脚趾的鞋子，头上还套著一顶又破又油腻的罗宋帽，更显得累赘。

后来，他岁数大了，就靠救济补助糊口度日。我也长大了，常到邻居的同学家院子里聊天打牌。夏夜乘凉时，常能见到他。他有一只自制的折叠床，说是床，也不过是用几根旧木头拼凑起来的，搁在小花园的亭子里，夜里也将就著躺在这亭子里。听同学讲，他就是一年到头睡在这个床上的，天凉了，搬到楼梯拐弯处。我同学绘声绘色讲了许多关于他的逸事，据说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过去搞过音乐。

乘凉谈山海经时，看看他好像不同于小人书上青面獠牙的坏蛋，有时也和他扯上几句。你家老外婆还好吗？他问及我家长辈的近况，一口带上海口音的北方话，粗哑，低沉。他挺爱自吹，但有时简直有点野豁豁了：和某某音乐大师是同学啦；给某钢琴家修过琴啦；和某画家名字一字之差常被人弄错啦；最最主要的功绩是，他给钢琴伴唱《红灯记》提过意见，而根据他的高见修改过几个音符……吹牛是勿用打草稿的。只有在这时，我才看到他时而爽朗一笑，呆滞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得意。

回家问起长辈，他会修琴倒却有其事。那是60年代初，他常常背个工具袋出去招揽主顾，但又常有人找上门，因为钢琴越修越坏，往往倚抻得不可收拾。这大概就是他的修琴史。至于他是否和音乐大师同窗求学，那已是死无对证无从查考的了。不过他写的字我倒有幸目睹过，那次房屋大修后，他给弄堂里每幢房子门上用油漆写上门牌号码。这是里委责令他干的还是他自告奋勇想露一手就不得而知了，那几个阿拉伯数字虽无特色，倒也挺规范，易认。

我现在还记得又一件小事。那年我大哥帮居委会做事，其中一项革命工作就是定期组织地富反坏们政治学习洗脑子。1971年林彪出事后，中共对外保密了相当长时间，直到1973年十大才公开。记得那天我大哥回来说，那个反革命真是狡猾嚣张、趁机攻击等等。我翻看会议记录，张某说我听了十大报告真是一愣啊，半天没有醒过来。我们的林副统帅怎么会……我也相信他是故作惊讶，虽说他没资格听中央文件，可凭那时人人具有的政治嗅觉和小道消息，他不可能不知道所谓的机密。

地球绕著太阳又转了几圈。80年代初我上了大学，难得回家，邻居的同学也工作了，没有中学时代无忧无虑乘凉聊天的机会了。那年暑假又逢酷暑，无法呆在家里。于是，吃饱晚饭，又端起小凳子，到弄堂里乘凉。老同学老邻居依旧是无话不谈。一天，不知谁提到了他，哎，怎么好久没见到他了？莫非？我打听道。这样灼热的天气，他肯定不会蜷缩在楼梯拐弯处的。他呀，享福去了。到音乐学院教书去了。哼，一个反革命分子现在倒吃香了。邻居们七嘴八舌，有的说他现在是兼职教授，有的说他只不过是去抄抄五线谱而已。众说纷纭，就连原来管制他的居民小组长，这时也茫茫然，不知他的去向了。

滚滚烫的夏天终于走了。秋高气爽的一天，我在淮海路汾阳路口，忽然见到了他。真是士别三日便刮目相看，那个挂在我大脑里的问号顿时变成一个大大的感叹号，这是他么！人模鬼样的变得衣冠楚楚了，一件新的米灰色两用衫，雪白的衬衣领口露在外边，裤子虽然只有八成新，却很挺刮、整洁。头上一顶法兰西帽，手上一根司的克，颇似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只是身材依旧臃肿，走起路来仍是慢吞吞的。好久不见，你好。今年大热天，怎么没见到你？我开门见山。你好。他粗哑的声音也依旧是那样的节奏，哦，音乐学院给我开了个房间，蛮好。眼前浮现的却是那张木条做的折叠床、破被。他笑笑，眨了眨眼，算是打过招呼，走了。我至今有点后悔，那天没有追问他究竟是去讲课还是去抄抄五线谱。人生如浮云似残梦，他是我记忆中的新社会由人变鬼的又一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