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年之后是鸡年。本命年未到，鸡便随着禽流感成为猴年最倒霉的动物，这颇有一点像羊年的果子狸。禽流感就是鸡瘟。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天，必闹鸡瘟。那时，一闹鸡瘟，大人们就忙着给鸡喂土霉素，如果土霉素不济事，绝不会坐看鸡奄奄无息的，必欲抢在之前将其结果烹食，至于人会不会传染鸡瘟，是多余的担心。在我的记忆里，是鸡，就要闹瘟，如果鸡不闹瘟，说不定吃了比土霉素颗粒还可怕的抗生素。
说到鸡，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本名为《中国的禁忌》的书，书中讲血禁忌的一章提到鸡，称鸡音吉（利），故而人们喜爱用鸡来歃血。作者所言也许有张本，但必是后世附加上去的，据我所知歃血结盟用鸡乃是另有所由的。
春秋以前，歃血结盟时，盟牲动物依当事人身份贵贱各有不同。《韩诗》云：“ 天子、诸侯以牛、豕，臣以犬，民以鸡。”《毛诗》则称：“ 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鸡。”可见，鸡的地位是很低的，只有大夫以下的民才使用。大概就因为鸡这种家禽随处可见，且又不值钱，后来鸡竟成了民间歃血结盟时的常客。在天地会结拜仪式上，大多数情况下要用鸡血，因而宰鸡成了结盟时一个重要的仪式。荷兰汉学家田海（terHaar）曾经举证元明清三代所用牺牲的种类，指出白马祭天，乌牛祭地，雄鸡（特别是白雄鸡）因为凌晨啼鸣，象征着生命的开始和回转。在我看来，鸡的这个意义也是后世附加的，民间所用牺牲的种类主要与祭祀空间有关，在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订盟时，或者在民间举行起义/叛乱时，通常会于白日在户外公开举行歃血结盟，所用的动物是体积较大的马和牛；而小规模的民间结社则往往选择黑夜在室内或旷野破庙里举行，所用动物自然是体积较小的鸡。因为仪式是在黑夜中秘密举行的，鸡的意义就不单纯象征着新生命的开始，而兼有生死悖论的意义。广西田林天地会文书抄本《现龙头》诗曰：
此鸡不是非凡鸡，留在人间五更啼。
万兄盟誓诏他作证，不忠不义照鸡亡。
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五《斩亚七诗》（即宰鸡诗）道：
此鸡不是非凡鸡，落在人间报晓啼。
今晚洪家来做证，兄弟饮过正齐心。
《又鸡诗》道：
顶戴凤冠尾带枪，遍身白玉为衣裳。
兄弟结义将你斩，若有奸心照样亡。
两个文本咏叹的“ 非凡鸡”固然具有报晓——新生命即将到来的象征意义，但是“非凡鸡”却在破晓前一命呜呼了，鸡的生命旅程暗示了参与结拜众人的命运：如果大家“结骨盟心”则可迎接未来，如果“不忠不义”必为刀下之鬼。
宰鸡完后，接下来是饮鸡血酒仪式。对于鸡血的功用，一般认为饮用鸡血后，人们就结下了“ 虚拟血缘关系”，一如梁山泊上的江湖兄弟，从此可以大秤分鱼肉，小秤分金银了。其实，莫说虚拟血缘关系是虚拟的，就是所谓血缘关系也是虚拟的，细细考究起来，这些观念好象都是近代欧洲人传来的，屈指不过百年。
古代中国人和希腊人对血的看法基本相同，都认为构成生命的除了“ 气”之外，还有“ 血”。欧洲在进入中世纪以后，血的观念被引入亲属继受关系里。基督教神职人员通过神赐福信徒的宗教仪式使夫妇结合，并以子女为媒介使夫妇融为一体。由于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间的一体性得到了认可，横向的兄弟血缘关系得以过渡到父子的纵向关系上。中国则不同。中国人认为维系亲缘关系的纽带不是“ 血”，是“ 气”，“ 气”的表征则为“ 骨肉”。“ 父精母血”之说固然表明母子之间是以血来连结的，但“血”本身是包含在“ 气”里的。日本汉学家滋贺秀三注意到，“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等表明父子是不可分割的生命连续体的观念乃是中国人人生观的根本，也是“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的出发点。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庭里，父子一体，父子如同首足；夫妻是通过婚姻结为一体的；兄弟如四肢关系。既然父子、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关系犹如身体，“骨肉”很自然地成为表征异姓结拜关系的符号，所谓“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是也。
血既然不能构成中国人想象亲属关系的要素，那么，血在中国人生活中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呢？民俗学家江绍原认为：“古人之盟，初本饮血，其后虚应故事，仅以血涂口旁。”血常被涂在各种器物上，而称为“ 衅”。“ 衅”的意思有三：一是《说文解字》载述的，“ 衅，血祭也，像祭灶也”，表达对神的虔敬之念；二是“尊而神之”，将血涂在物器上，既保护人与神的交通，又告诫人们不要亵渎神明；三是避邪除秽。孙?]《孟子疏》：“古者器成而衅之以血，所以厌变怪，御妖衅。”古代的盟誓都是以神为对象并和神订约的行为，人们从中寻求秩序得以维系的根源，达到与祖先神灵融为一体的目的。当这种仪式扩大为邦国、集团和个人之间的行为后，祭祀祖先神明并与祖先同在的色彩消失了，而成为通过与日月山川等神明的沟通，让神明见证盟誓、诅咒背盟者，这可从诸侯邦国盟誓里“有违此盟，无克胙国”之类的盟词得到验证。
人血涂物──“衅”来避邪除秽，这令人想起鲁迅在小说《药》中描述的华老拴用人血馒头给生痨病儿子治病的情节，幸好这种蛮性遗留早已变成民间到处贴粘红纸、悬挂红布的习俗，否则，要是弄上一只“非凡鸡”来“衅”禽流感，岂不是适得其反吗？
说到鸡，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本名为《中国的禁忌》的书，书中讲血禁忌的一章提到鸡，称鸡音吉（利），故而人们喜爱用鸡来歃血。作者所言也许有张本，但必是后世附加上去的，据我所知歃血结盟用鸡乃是另有所由的。
春秋以前，歃血结盟时，盟牲动物依当事人身份贵贱各有不同。《韩诗》云：“ 天子、诸侯以牛、豕，臣以犬，民以鸡。”《毛诗》则称：“ 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鸡。”可见，鸡的地位是很低的，只有大夫以下的民才使用。大概就因为鸡这种家禽随处可见，且又不值钱，后来鸡竟成了民间歃血结盟时的常客。在天地会结拜仪式上，大多数情况下要用鸡血，因而宰鸡成了结盟时一个重要的仪式。荷兰汉学家田海（terHaar）曾经举证元明清三代所用牺牲的种类，指出白马祭天，乌牛祭地，雄鸡（特别是白雄鸡）因为凌晨啼鸣，象征着生命的开始和回转。在我看来，鸡的这个意义也是后世附加的，民间所用牺牲的种类主要与祭祀空间有关，在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订盟时，或者在民间举行起义/叛乱时，通常会于白日在户外公开举行歃血结盟，所用的动物是体积较大的马和牛；而小规模的民间结社则往往选择黑夜在室内或旷野破庙里举行，所用动物自然是体积较小的鸡。因为仪式是在黑夜中秘密举行的，鸡的意义就不单纯象征着新生命的开始，而兼有生死悖论的意义。广西田林天地会文书抄本《现龙头》诗曰：
此鸡不是非凡鸡，留在人间五更啼。
万兄盟誓诏他作证，不忠不义照鸡亡。
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五《斩亚七诗》（即宰鸡诗）道：
此鸡不是非凡鸡，落在人间报晓啼。
今晚洪家来做证，兄弟饮过正齐心。
《又鸡诗》道：
顶戴凤冠尾带枪，遍身白玉为衣裳。
兄弟结义将你斩，若有奸心照样亡。
两个文本咏叹的“ 非凡鸡”固然具有报晓——新生命即将到来的象征意义，但是“非凡鸡”却在破晓前一命呜呼了，鸡的生命旅程暗示了参与结拜众人的命运：如果大家“结骨盟心”则可迎接未来，如果“不忠不义”必为刀下之鬼。
宰鸡完后，接下来是饮鸡血酒仪式。对于鸡血的功用，一般认为饮用鸡血后，人们就结下了“ 虚拟血缘关系”，一如梁山泊上的江湖兄弟，从此可以大秤分鱼肉，小秤分金银了。其实，莫说虚拟血缘关系是虚拟的，就是所谓血缘关系也是虚拟的，细细考究起来，这些观念好象都是近代欧洲人传来的，屈指不过百年。
古代中国人和希腊人对血的看法基本相同，都认为构成生命的除了“ 气”之外，还有“ 血”。欧洲在进入中世纪以后，血的观念被引入亲属继受关系里。基督教神职人员通过神赐福信徒的宗教仪式使夫妇结合，并以子女为媒介使夫妇融为一体。由于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间的一体性得到了认可，横向的兄弟血缘关系得以过渡到父子的纵向关系上。中国则不同。中国人认为维系亲缘关系的纽带不是“ 血”，是“ 气”，“ 气”的表征则为“ 骨肉”。“ 父精母血”之说固然表明母子之间是以血来连结的，但“血”本身是包含在“ 气”里的。日本汉学家滋贺秀三注意到，“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等表明父子是不可分割的生命连续体的观念乃是中国人人生观的根本，也是“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的出发点。在古代中国人的家庭里，父子一体，父子如同首足；夫妻是通过婚姻结为一体的；兄弟如四肢关系。既然父子、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关系犹如身体，“骨肉”很自然地成为表征异姓结拜关系的符号，所谓“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是也。
血既然不能构成中国人想象亲属关系的要素，那么，血在中国人生活中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呢？民俗学家江绍原认为：“古人之盟，初本饮血，其后虚应故事，仅以血涂口旁。”血常被涂在各种器物上，而称为“ 衅”。“ 衅”的意思有三：一是《说文解字》载述的，“ 衅，血祭也，像祭灶也”，表达对神的虔敬之念；二是“尊而神之”，将血涂在物器上，既保护人与神的交通，又告诫人们不要亵渎神明；三是避邪除秽。孙?]《孟子疏》：“古者器成而衅之以血，所以厌变怪，御妖衅。”古代的盟誓都是以神为对象并和神订约的行为，人们从中寻求秩序得以维系的根源，达到与祖先神灵融为一体的目的。当这种仪式扩大为邦国、集团和个人之间的行为后，祭祀祖先神明并与祖先同在的色彩消失了，而成为通过与日月山川等神明的沟通，让神明见证盟誓、诅咒背盟者，这可从诸侯邦国盟誓里“有违此盟，无克胙国”之类的盟词得到验证。
人血涂物──“衅”来避邪除秽，这令人想起鲁迅在小说《药》中描述的华老拴用人血馒头给生痨病儿子治病的情节，幸好这种蛮性遗留早已变成民间到处贴粘红纸、悬挂红布的习俗，否则，要是弄上一只“非凡鸡”来“衅”禽流感，岂不是适得其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