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全家被下放到东北农村，租了一间当地农民的草房住，我管房东家的老太太叫大娘。过了不久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有许多比我大很多的人管我叫“ 叔”，而且更奇怪的是，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小男孩上房东家来玩，房东大娘对我说：“ 这是你六叔。”后来我才渐渐弄明白，这是因为我家搬进了这个村子，而且我“认”了房东为“大娘”，于是我就被排列在这个村庄的亲族序列中，辈分也就按照房东大娘的辈分无限排列了下去。从那以后我也真的有了一种融入了一个庞大的亲族中的温馨的感觉，今天“ 二爷”家的瓜果熟了，我也混在众多的孙子中间去“ 分上一瓢羹”，明天“ 三叔”家杀猪，我也跟着众多的侄儿们盘腿坐在大炕上吃个“ 脑满肠肥”。
后来我家又回到了城里，住进了一个大杂院。我发现这里虽然没有乡下排辈排得那么细腻，但是人们追求一种亲情无限延伸的“ 拟亲族”意向是一样的，如我管邻居的一个姓姜的老太太叫“大娘”，她马上对我说：不是大娘，是大姨。这是因为我妈妈搬进来后管她叫“ 大姐”，于是她就成了我“ 大姨”。这种“ 拟亲族”的意向往往不只是形式上的，有时竟深深地渗透到了情感深处。如另外一个管姜大姨叫“姐姐”的邻居老太太不幸逝世，姜大姨不胜悲痛，竟然一病不起，长达3个月之久。
这种“拟亲族”的意向也许是我们中国人所特有，后来我自己也有了这样的经历。
我大学毕业后，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结为“把兄弟”，那时我排行老二。有一天，离我家住得最近的“五弟”的妻子突然来到我家，开口就说：“你管不管你弟弟？他没说上两句话就打人。”我一开始楞住了，但是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刻想起了我还是“二哥”，责任不小。于是和“弟媳妇”一起来到“五弟”家，看到五弟，出口就骂，没想到“五弟”也“不服”，说我不分青红皂白就来骂他，有欠公道。于是我又“当堂对证”，让他们各自表述，然后“各打五十大板”，让他俩都出出气，再“晓之以理”，一阵调停后，遂为夫妻如初。
我想我这种做法如果搬到日本，也许会被告上一状，说我“ 干涉隐私权”，但是在被歌儿唱做“ 沙漠”的东京，我无比怀念中国那发源于无数朴实而亲切心灵的无限延伸的亲情。我在东京见过一个中国残留孤儿，他在日本找到了妈妈，而他远在中国的养父也还健在。当我谈起他的养父母时，他告诉我：父母就是父母，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是不会有两样的，没有什么“养父母”，不要把我的中国父母叫成“养父母”。我望着白发苍苍，皱纹纵横的他，我知道他这样说也许不会为周围的人所理解，但是我深深理解他，因为我和他一样，来自那片厚重的黑土地，那里有一种浓郁的亲情，超越国与家，敌与友，亲与仇，温柔而顽强地无限延伸着。而现在，这位残留孤儿在他陌生的祖国，正用耆老的心灵，紧紧依托着那无限延伸的亲情，对抗着孤独与穷困，正像儿时的他，依偎在异国母亲温暖的怀中，酣沉地睡去……
后来我家又回到了城里，住进了一个大杂院。我发现这里虽然没有乡下排辈排得那么细腻，但是人们追求一种亲情无限延伸的“ 拟亲族”意向是一样的，如我管邻居的一个姓姜的老太太叫“大娘”，她马上对我说：不是大娘，是大姨。这是因为我妈妈搬进来后管她叫“ 大姐”，于是她就成了我“ 大姨”。这种“ 拟亲族”的意向往往不只是形式上的，有时竟深深地渗透到了情感深处。如另外一个管姜大姨叫“姐姐”的邻居老太太不幸逝世，姜大姨不胜悲痛，竟然一病不起，长达3个月之久。
这种“拟亲族”的意向也许是我们中国人所特有，后来我自己也有了这样的经历。
我大学毕业后，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结为“把兄弟”，那时我排行老二。有一天，离我家住得最近的“五弟”的妻子突然来到我家，开口就说：“你管不管你弟弟？他没说上两句话就打人。”我一开始楞住了，但是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刻想起了我还是“二哥”，责任不小。于是和“弟媳妇”一起来到“五弟”家，看到五弟，出口就骂，没想到“五弟”也“不服”，说我不分青红皂白就来骂他，有欠公道。于是我又“当堂对证”，让他们各自表述，然后“各打五十大板”，让他俩都出出气，再“晓之以理”，一阵调停后，遂为夫妻如初。
我想我这种做法如果搬到日本，也许会被告上一状，说我“ 干涉隐私权”，但是在被歌儿唱做“ 沙漠”的东京，我无比怀念中国那发源于无数朴实而亲切心灵的无限延伸的亲情。我在东京见过一个中国残留孤儿，他在日本找到了妈妈，而他远在中国的养父也还健在。当我谈起他的养父母时，他告诉我：父母就是父母，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是不会有两样的，没有什么“养父母”，不要把我的中国父母叫成“养父母”。我望着白发苍苍，皱纹纵横的他，我知道他这样说也许不会为周围的人所理解，但是我深深理解他，因为我和他一样，来自那片厚重的黑土地，那里有一种浓郁的亲情，超越国与家，敌与友，亲与仇，温柔而顽强地无限延伸着。而现在，这位残留孤儿在他陌生的祖国，正用耆老的心灵，紧紧依托着那无限延伸的亲情，对抗着孤独与穷困，正像儿时的他，依偎在异国母亲温暖的怀中，酣沉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