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85年，茹志鹃老师在作协大门口叫住我，叮嘱我快办调动手续，那时上海作协终于争取到了五个专业作家的名额，她要我而不要自己出了名的女儿进来。此前，我已请了两年“创作假”，白占编制，原单位巴不得我走，手续办得十分爽气。我和朋友闲谈中曾说，有一两个月，我是上海惟一的专业作家。记得李子云老师特地把我召去，为的是我小说《死》中的一个词：“苟活”。她是评论家，一眼看出我“ 太消极了”。我想给她点好印象，退让地说，那么改成“ 存活”吧。她和蔼地追问我为什么不肯说“ 生活”？我一下子就输掉了。有编辑暗地劝阻我别跟赵自先生争执（为别人的稿子），他有高血压。事情过去，老赵对我还是十分亲切。我曾和萧岗先生在编辑部长谈数小时，想说服他签发马原的短篇小说《夏娃》。他不住地说“是吗”，嬉皮笑脸地承认我讲的有道理，但依旧不发。他怕里面的一个情节惹麻烦。不能开枪，小说就逊色许多，而他是懂艺术的。有编辑打电话密报，周介人先生删了我《蓝色》中的一句话，我赶去把他从午休的床上叫起来，你删了我的稿子竟然还在睡觉？他爬起来说：你不要开玩笑了，小姑娘怎么可能要男人毁了她。我说老周你老了太老了，根本不懂！他缠不过我，只好把那句话勾了回来，要我文责自负。他爱沪剧，总在作协的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我告诉他，哪天我写他，题目就用沪剧的著名唱段：《从前有个小姑娘》。他说：陈村你要死了！他多次跟我叹过编辑部的苦经，编稿子好办，没钱苦啊！我们去开张炜《古船》的讨论会，去的时候一路春风，喝啤酒撕烤鸡。在济南回沪的火车上，吴亮忽然发难了，说：周老师，我以后不叫你周老师了，像陈村一样叫你老周，好吗？一旁的程德培吓得不敢附和。他笑笑说：好的呀，叫我老周好了，蛮好的！过了一会，我看见他眼角流下眼泪。我也被吓住了，一时谁也不说话，只听得火车仍在“匡汤匡汤”地前进。我一直叫他老周，送他书则礼貌一点称“ 介人大兄”，因我不是他栽培的，彼此比较宽松。他也许在感伤，他悉心扶植的小一辈羽翼丰满了，要离开了。主编多多，记忆中，只和一见我就坏笑的蔡翔没什么故事，不管他是不是出落成主编或教授，我总是叫他“阿蔡”。
许多年里，我们像家人一样，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欢笑、感伤和吵架。前辈们渐渐少下去了，我已无法告诉他们对往日鲁莽的歉疚，对那些年头的留恋、怀想。
关系的亲密并不意味发表作品的大开方便之门。自从踏进《上海文学》，我屡遭退稿，连《意淫的哀伤》也退，通知我刊物不发古典文学评论，但紧接着就看到发了王蒙先生评《红楼梦》，令我非常丧气。我一见好文章就往《上海文学》送，推荐的稿子，少数很快发表，多数无情退还，手气太差。那时，我和杨晓敏最谈得来，一去就坐她身边，或者说话，或者帮她看稿，或者看她非常细致地包扎外地作者求她代买的书刊（《上海文学》的编辑们常做这种分外的事情）。午饭时间到了，她抽出饭菜票请我吃饭，但发稿从来不肯苟且。要么“大作已拜读，实在不敢也不愿恭维”，要么找点毛病令我修改。我太不擅长改稿，痛恨抄稿，最烦编辑说我的小说“基础很好”，这意味着又要重抄一遍。在刊物的版面上，私交是无用的。但是，作者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们会认真听我的申诉，仔细交换意见，有时是双方的妥协。他们不计较用别人的退稿，不强调稿子的“贞操”，我的短篇小说《一天》和《死》都是这样发表的。那时候，我们都想这刊物好，想文学好。
在此，我不讳言一点点的遗憾。例如，手边保存着杨晓敏的一封信，她提到：“听小萧说，你觉得马原的《零公里处》很好，是他的作品中最好的，而我觉得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写得挺好，可他时而要把距离拉开，议论一番，这样处理反而冲淡了原先的效果，最好能改一下。”那是1983年的3月。我也曾将根子的《白洋淀》报送《上海文学》。因观念的差别，有的好稿与《上海文学》失之交臂，推迟了文学的进化，甚为可叹。当然，后来杨萧二人力推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证明这个团体不断地在修正、丰富自己。
后来，我因自身荒唐，从很少写到不再写小说，加上最熟悉的编辑离开了，我与《上海文学》的联系也淡了，去作协不再上三楼。但是收到刊物，总急着翻看。当发现木心先生的妙文，心里非常喜欢，将它敲入电脑发给朋友们共赏。这五十年，《上海文学》发表了那么多的好作品，起过非常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现在，杂志社换了社长主编，赵丽宏和陈思和来当家了，祝愿他们把刊物领到新的境界。祝愿我的母刊《上海文学》长命百岁，郁郁葱葱！
许多年里，我们像家人一样，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欢笑、感伤和吵架。前辈们渐渐少下去了，我已无法告诉他们对往日鲁莽的歉疚，对那些年头的留恋、怀想。
关系的亲密并不意味发表作品的大开方便之门。自从踏进《上海文学》，我屡遭退稿，连《意淫的哀伤》也退，通知我刊物不发古典文学评论，但紧接着就看到发了王蒙先生评《红楼梦》，令我非常丧气。我一见好文章就往《上海文学》送，推荐的稿子，少数很快发表，多数无情退还，手气太差。那时，我和杨晓敏最谈得来，一去就坐她身边，或者说话，或者帮她看稿，或者看她非常细致地包扎外地作者求她代买的书刊（《上海文学》的编辑们常做这种分外的事情）。午饭时间到了，她抽出饭菜票请我吃饭，但发稿从来不肯苟且。要么“大作已拜读，实在不敢也不愿恭维”，要么找点毛病令我修改。我太不擅长改稿，痛恨抄稿，最烦编辑说我的小说“基础很好”，这意味着又要重抄一遍。在刊物的版面上，私交是无用的。但是，作者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们会认真听我的申诉，仔细交换意见，有时是双方的妥协。他们不计较用别人的退稿，不强调稿子的“贞操”，我的短篇小说《一天》和《死》都是这样发表的。那时候，我们都想这刊物好，想文学好。
在此，我不讳言一点点的遗憾。例如，手边保存着杨晓敏的一封信，她提到：“听小萧说，你觉得马原的《零公里处》很好，是他的作品中最好的，而我觉得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写得挺好，可他时而要把距离拉开，议论一番，这样处理反而冲淡了原先的效果，最好能改一下。”那是1983年的3月。我也曾将根子的《白洋淀》报送《上海文学》。因观念的差别，有的好稿与《上海文学》失之交臂，推迟了文学的进化，甚为可叹。当然，后来杨萧二人力推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证明这个团体不断地在修正、丰富自己。
后来，我因自身荒唐，从很少写到不再写小说，加上最熟悉的编辑离开了，我与《上海文学》的联系也淡了，去作协不再上三楼。但是收到刊物，总急着翻看。当发现木心先生的妙文，心里非常喜欢，将它敲入电脑发给朋友们共赏。这五十年，《上海文学》发表了那么多的好作品，起过非常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现在，杂志社换了社长主编，赵丽宏和陈思和来当家了，祝愿他们把刊物领到新的境界。祝愿我的母刊《上海文学》长命百岁，郁郁葱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