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25岁，开始去《上海文学》。（写下这句话后，我翻箱倒柜，寻找那只藏着相关旧信的大信封。）当时大学正放暑假，我在家闲着，有天收到一封短信：“《两代人》一稿我们看了，觉得基础很好，但有些地方需作修改”，让我去找于炳坤同志面谈。下面盖着“上海文学编辑部小说散文组”的蓝色方章。7月13日下午，我第一次到巨鹿路675号，上主楼304室。于先生临时走开了，于是，我此生见到的第一个编辑是孙小兰，她热情，说读了我的小说觉得不错，就送审了。孙的年龄比我稍大，后来写信竟称“好厉害的小家伙，不得不又一次让我惊呼‘后生可畏’！”她先夸我，然后退了我的诗稿。3个月后，她说已嗅出我的离经叛道，提醒我“不要以别人不理解自己为惟一的自豪”。
那年的暑假，我有幸参加开办在市工人文化宫的写作学习班，认识了一伙业余写作的朋友。以后，在上海作协的西厅，我们定期聚会，讨论文学。顶头上司是彭新琪老师，她慈眉善目，视我们像自己的孩子，简直可称“溺爱”。还记得，宗福先是组长，不久前去世的周惟波最为积极。王安忆是鲁迅文学院回来之后加入的，她很少说话，总是带着记录本，眼光不热情，动辄脸红。还没怎么交谈过，她有天拎来一网袋糖分给我们，说她结婚了。还记得王元化先生来给我们讲课，他说到曹禺有“匠气”，老舍把月亮用洋钱来比，俗气了。我听得大吃一惊，也大开眼界。
因为小说《两代人》，于炳坤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他很敬业，尊重业余作者，只要别说稿子，人是很随和的。他一尊重，我就放刁和他吵架了。他要删我的稿子，一个从没发表过小说的年轻人，看着被肢解的作品，心痛啊，死活不肯同意，逐字逐句地顶嘴。他删完了，让我重抄一遍，我把删了的又给抄了回去。比我更绝的是曹冠龙，他自己跑到印刷厂，理直气壮地把删去的字句改回来。厂里还以为他是编辑部派来的。小说尚未发表，我们两个就以“不肯改稿”出了名，真是反了！下次，《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于先生再删稿不肯给我看了，怕我抽稿不发表了。我向他要校样，他狡猾地敷衍我，最后给我一份清样，到那时，木已成舟。出刊后，于先生给我写信，诚恳地说：“（割稻喊号子）这事如有批评，责任在我。”收到读者称赞我的信，他急忙转我，比我还高兴。
那时，发表一篇小说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它是多少人的梦想啊！现在想想，那时候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多么单纯美好。我并不认识文学界的任何人，属于“自发来稿”的作者，态度又很嚣张，更无什么送礼一说，他们竟也宽容了。尽管艺术见解不全一样，但他们非常敬业，爱才，一切为了文学。
《两代人》在1979年9期发表了，以后曾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及篇名。自从得到54元钱稿费，有一阵，我是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最多的上海作者，参加过他们组织的几乎所有笔会，获得三次小说奖。1981年，我代编过一期“上海青年作者专号”，妄图攫取这期的“终审权”。我认识《上海文学》后面一半年岁的历任主编大人。这刊物的主持人换得很勤。记得上莫干山正逢大雨，在我们起哄下，害着眼病的老王蒙着一只眼睛和彭老师在剑池边的凉亭里悠悠起舞，他说地下有水，自己没发挥出来。在我的短篇《书》中，保留着他添加的一句话：“这真是个深奥到永远找不出答案的问题。” （待续）
那年的暑假，我有幸参加开办在市工人文化宫的写作学习班，认识了一伙业余写作的朋友。以后，在上海作协的西厅，我们定期聚会，讨论文学。顶头上司是彭新琪老师，她慈眉善目，视我们像自己的孩子，简直可称“溺爱”。还记得，宗福先是组长，不久前去世的周惟波最为积极。王安忆是鲁迅文学院回来之后加入的，她很少说话，总是带着记录本，眼光不热情，动辄脸红。还没怎么交谈过，她有天拎来一网袋糖分给我们，说她结婚了。还记得王元化先生来给我们讲课，他说到曹禺有“匠气”，老舍把月亮用洋钱来比，俗气了。我听得大吃一惊，也大开眼界。
因为小说《两代人》，于炳坤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他很敬业，尊重业余作者，只要别说稿子，人是很随和的。他一尊重，我就放刁和他吵架了。他要删我的稿子，一个从没发表过小说的年轻人，看着被肢解的作品，心痛啊，死活不肯同意，逐字逐句地顶嘴。他删完了，让我重抄一遍，我把删了的又给抄了回去。比我更绝的是曹冠龙，他自己跑到印刷厂，理直气壮地把删去的字句改回来。厂里还以为他是编辑部派来的。小说尚未发表，我们两个就以“不肯改稿”出了名，真是反了！下次，《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于先生再删稿不肯给我看了，怕我抽稿不发表了。我向他要校样，他狡猾地敷衍我，最后给我一份清样，到那时，木已成舟。出刊后，于先生给我写信，诚恳地说：“（割稻喊号子）这事如有批评，责任在我。”收到读者称赞我的信，他急忙转我，比我还高兴。
那时，发表一篇小说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它是多少人的梦想啊！现在想想，那时候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多么单纯美好。我并不认识文学界的任何人，属于“自发来稿”的作者，态度又很嚣张，更无什么送礼一说，他们竟也宽容了。尽管艺术见解不全一样，但他们非常敬业，爱才，一切为了文学。
《两代人》在1979年9期发表了，以后曾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及篇名。自从得到54元钱稿费，有一阵，我是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最多的上海作者，参加过他们组织的几乎所有笔会，获得三次小说奖。1981年，我代编过一期“上海青年作者专号”，妄图攫取这期的“终审权”。我认识《上海文学》后面一半年岁的历任主编大人。这刊物的主持人换得很勤。记得上莫干山正逢大雨，在我们起哄下，害着眼病的老王蒙着一只眼睛和彭老师在剑池边的凉亭里悠悠起舞，他说地下有水，自己没发挥出来。在我的短篇《书》中，保留着他添加的一句话：“这真是个深奥到永远找不出答案的问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