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一月的寒假过后，我进了市二中学。市二中学是上海滩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从前叫市二女中。过来人都知道，1976年1月正是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小高潮，市二中学属于运动的先进单位，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操场四周贴得密密麻麻，全市各兄弟单位都跑来学习取经，每天人流不断。有人来看有人还来抄，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大家不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吗？其时报纸上还不能公开点名邓小平，冠之“党内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要多抄几个字。

进入中学第一天，每人发了一本“红色日记”，塑料红封皮的。我的第一篇日记写得端正认真，最后还写了一首儿歌，班主任赏了２个五角星，发现了我的“写作”才能，从此贴大字报出黑板报的光荣任务就逃不掉了。运动几个月的结果是：我的八股文一日千里，我的毛笔字也日新月异。其实一个刚进中学的小毛孩，能有什么想法，抄呗。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你从我现在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到，我的“股文”底子是多么地扎实。毛笔字本来是练柳体的，不适合大字报，改学龙飞凤舞的毛体，抄写速度极快还显得杀气腾腾。

我从进入中学开始，每天浏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这个“好习惯”一直保持到80年代末期。长期慢性中毒，至今留有后遗症。现在常看到人家回忆那时候学校不抓学习，可我们学校还是蛮正规的，除了开会学文件写大字报，考勤纪律和文化学习管得很严，所以一年后改朝换代恢复科举，大部分同学很快就能与时俱进，那是后话了。

我们中学除了接待内宾，还有大批的外宾来参观。隔三差五地来一批，看我们做广播操，听我们上语文课。为了应付外宾来访，每天早锻炼立正稍息苦练基本功。外宾到来的那天，还要统一穿上白衬衣蓝裤子。记得来宾大多数是第三世界的弟兄们，来自非洲的还特别多，在一片白衬衣的衬托下黑朋友显得更加油光金呈亮的。学校党支部书记是工宣队朱师傅，经常把他们厂里的张师傅李阿姨请来做忆苦思甜报告，哭哭啼啼诉说旧社会地主是如何剥削劳动农民的。

转眼４月清明了。乱哄哄从北京传来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我感到有点沉闷。从此阶级斗争升级，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我们学校还办了一份校刊，我被发展成为“土记者”，学校出了一本“反邓诗集”，收入我的口号式顺口溜。写红日记，抄大字报，当土记者，整个上半年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轻描淡写地说，我曾在反邓运动中扔过小石子，现在仔细想来检讨极不深刻。四五运动于我虽说像一场思想地震，可我那时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梁效那样的写手，成为姚文元那样的棍子啊。

暑假里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大事，不过上海远离唐山，我几乎没有记忆。因为那时通讯落后，还没有网络，甚至大家都没有电话，还是文件靠传达新闻靠喇叭的时代。

暑假过去了。9月9日，毛泽东去世。从1月到9月，国家的老大老二老三先后走了，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过了30年回头再看看纯属是杞人忧天。可是老人家去世那天，居然全国人民痛不欲生，当然也包括我陈某，根本没想到中国人民从此反而活得越来越像人了。事实应验了那句老话，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

老人家去世，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那时候有什么娱乐活动呀，除了广播电台就是数得清的几部故事片。那年的新片有《春苗》《决裂》，马尾巴的功能，哈哈，现在的小朋友就不知道了。10月。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最早是从哪里听到那个好消息的，反正先是谣传，再是内部传达。大约10月中旬，我去瑞金医院看因中风住院的外公，见到马路上有人在刷大标语了：“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我有点激动，跑到医院告诉躺在病床上半昏半醒的外公。饱经风霜的外公是家里最热衷国家大事的，收音机的耳机从早到晚一直插在耳朵里。已经不能说话的外公用抖动的手在纸头上写了“油尽灯乾”四个字。多少年过去以后，我回想起外公的这四个字，他也许是感叹自己的生命即逝，也许是暗指朝代的新旧更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