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学馆的风景，我不由自主会想起博尔赫斯的一句名言：“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现在我凭藉他执着的一根手杖和与生俱来的爱好，顶着夏日炎炎的酷暑，走进了东京的两家著名文学馆。

世田谷文学馆离我家最近，从京王线地铁芦花公园站出来步行约5分钟，是与幽静的住宅区和谐相处的文学馆。

当初从涩谷决定迁居到这里，多半就因为对它一见倾心，且近处还有埋葬一代文豪德富芦花的遗址公园，就像遇到了一片绿野仙踪，深深融入我的心底。

平日街区的马路上少有行人踪影，南窗放眼望去，正是恬淡静谧的所在。每每晨曦初升，西边总有一抹蔷薇色的光，浮在富士山峰巅上。它令我不断回味德富芦花对大自然生活的低吟浅唱，让人想在这样的风中捕捉点什么。

走进世田谷文学馆之前，首先映入眼帘的一池碧水，仿佛是十万年前诞生的国分寺崖下一条溪流的源源注入，树荫下日影摇曳生姿，映照水中悠游自在的鲤鱼，可以说，那遥远的天国，如果是图书馆，门前的景象也一定是这样，奏响着大自然变化的节奏。

世田谷文学馆的大厅很宽敞明亮，馆内除了世田谷区相关作家的展示之外，还随时举办现代著名作家的企划展。每年利用者大约6万到10万人次。博尔赫斯说过：「在那庞大的图书馆里没有两本书是完全相同的。」「所有书籍不论怎么千变万化，都由同样的因素组成，即空格、句号、逗号和二十二个字母。」

当然世田谷文学馆不够庞大，与图书馆的功能还是有所区别的。它是由世田谷文化财团、世田谷美术馆等民间设施来运营管理，在强调博物馆功能的同时也瞄准了当地的文创活动，而不是简单扮演文学类图书馆的角色。

文学馆和博物馆，虽然名称形象很相似，但设施的目的却完全不同。一般来说，文学馆的功能大致分为两类；作为社会教育设施（包括旅游观光资源）的类似于博物馆的功能和作为研究设施的类似于图书馆的功能。

我去的时候那里正在展出猫妖画家石黑亚矢子的「百猫夜行」，这是浮世绘与现代美学的惊人结合，整个画展给人以难忘的视觉快感。我因此也能感觉到文学馆一方面是面向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人群，公开各种资料、遗物、旧藏书，唤起公众对“文学语言”的兴趣，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传统文学框架，有意识地增加了动漫画和现代影视展，支持层出不穷的创意文化，以此来改善世田谷区的地域形象。 譬如2018年夏天就举办过一个别开生面的文学活动。当时世田谷文学馆为日本作家林美芙子特别展绞尽脑汁起了一个名字：“贫乏，此畜生”（貧乏　、コンチクショウ）。看到海报的人会一愣，激发起好奇心。因此周末的文学馆引来了上百号观众，排队走进展馆。由于场地受限，不可能安放座椅，人们就席地而坐，跟着灯光效果进入昭和年间的切换背景里。担任演出的杂剧艺术团演员都是昭和人物的穿搭打扮，画着浓妆，很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流浪艺人。

在此我先摘录一段人物介绍，林芙美子是日本小说作家和诗人。幼时父母离异，生活颠沛流离，成年后做过女佣、店员，饱尝人间艰辛。《放浪记》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其他代表性作品有短篇小说《风琴与鱼町》、《清贫记》、《晚菊》等。她的作品着重描绘底层民众的艰辛生活以及女性不甘示弱的挣扎与奋斗。

在场观众无论是读过还是未读过《放浪记》，都能从演员夸张的肢体动作和一段段引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日记诗文的朗诵里，品味出林芙美子在贫困生活中的辛酸苦辣。极度的贫困，和屈辱，逼得她经常对渴望的食物进行幻想，大声嚎叫“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永远过这种混账的生活呢？” ，“混账、混账、混账、现在很难受的我想这样骂千次万次。”

当她在漩涡中挣扎时，却也喊出过这样振作的诗句：“我是从田里挖出的一朵红色茉莉花，当强风吹袭，我想像鹰一样飞上宽阔的蓝空。哦，风！散发你炽热的气息吧！快快快，吹起这朵红色的茉莉花！”

特别展的成功之处就是用音乐、艺术、电影等进行穿融合作，透露作者的坚忍不拔和底气，获得观众的强烈共鸣。尤其惊讶的是，杂剧艺术团团长递给我的一张名片写着他的艺名“甜蜜的糖果”，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些演员是一群男艺，经常借神社祭祀场所或小剧场演出，过着收入并不稳定的生活。偶尔被世田谷文学馆发现，才策划了这次的特别展，企图能传达出文学作品的感染力。

 

 

八月中旬，日本近代文学馆正在举办「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以及它的时代」文学展，很想再去探索《罗生门》诞生前的轨迹和芥川龙之介(1892～1927年)成为作家的历程。芥川龙之介被誉为“文学鬼才”，外界评价他的作品“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个不曾有过的领域”。《罗生门》取材自日本古典故事，篇幅很简短，只有三千多字，但这篇小说在芥川文学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过去曾居住在近代文学馆附近，可说是熟门熟路地从駒場公園进入了东京大学校园旁的文学馆。不过，那幢丝毫没有改观的水泥墙建筑物，却给人一副斑驳陆离的老朽印象，竟连那咖啡室里的台座和书架，也都是陈年之物，未见装修痕迹。如果突然来一次晃摇的地震，与天花板连接的书架上的纸本一定会飞落下来，我连坐进去的勇气都没有。

记得80年代我在东大大学院研学的时候，图书情报研究学科的三浦教授就强调过，图书管信息学者应该积极参与文献博物馆的研究，将文献博物馆吸引到图书情报学领域。在今天看来，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必须摆脱文学馆是一种博物馆的简单假设。日本近代文学馆可说是发挥了图书馆和资料档案馆的特长。

1967年4月，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日本近代文学馆出现在东京目黑区驹场。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川端康成曾附加说明：它有望创造旨在满足日本历史和传统等文化元素的知识需求。此后日本近代文学馆一直是由民间财团负责运作，接受文学家、研究者，以及出版社、报社各界团体的捐助来维持开馆经费。2007年9月，随着资料的增加，又在千叶县成田市建设了分馆。日本近代文学馆附近的旧前田邸洋馆曾经是都立近代文学博物馆所在地，东京都政府迫于财政赤字不得不于2002年3月闭馆。从现在近代文学馆的财务现状来看，也实在令人堪忧它今后还能延续多久。

二楼的展馆进门就不让人拍照。策展人力图从下面多个角度来介绍《罗生门》的世界。陈列玻璃柜里铺陈着芥川龙之介处于创作构思阶段的笔记真迹、学生时代的课堂听讲笔记、一些被认为是《罗生门》执笔时赠送友人的诗作，以及夏目漱石与他往来的书简等。通过小说诞生的背景材料、作者生平介绍，以及出版教科书的展示、二次元戏剧、电影和媒体推广等，让受众从中发现《罗生门》在21世纪仍然焕发魅力的亮点。 

《罗生门》在文艺杂志《帝国文学》上发表时，芥川龙之介正值23岁华年。黑泽明将它改编成电影后，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力捧，在战后的世界史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

我们阅读小说“罗生门”，发现人性之谜是一个不可预测的深渊。其中包含了邪恶、凶残、自私、伪善，以及难以索解的人类行为。目击者和见证人不在场的情况成为了一个悬案，展示了人性在奈落之底的扑朔迷离。人因为过于脆弱才愿意撒谎，甚至是可以对自己撒谎。

“恶”也是会传染的， “人人都在做恶，我也不妨做恶”。如果人人都在效仿罪恶，拿别人的罪恶来掩饰自己的罪恶，藉所谓的说辞来欺骗自己的内心，那么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的模仿现场。总有一天罪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这在当今的社会也具有警世的意义。为善还是作恶，就在一念之间。我想作者描写人生的丑恶，是为了扬善，希望引起人们对于人性的救赎的关注。

 

果然，这个展馆非比寻常，有人反复端详夏目漱石笔下的草书短笺，有人注重该馆作为日本文学馆圣殿，多年发展文学馆理念的轨迹。有一张图标出了几个文豪之间的关系图，绘制出人间模样。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太宰治之间的往来和相互深化，似乎连上了相续走上自杀之路的死亡线。尤其在芥川龙之介遗留的一首诗里，隐藏了他离世的决意，外界却盛传他服用过量阿片药物导致中毒。

最后离开之前，我与文学馆管理员交谈了一下，不能不感叹当前的新冠危机彻底改变了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接受的方式。很难预测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流会恢复到什么程度。近代文学馆的观众三三两两，人数不多。而作为观光资源的文学馆，例如镰仓文学馆，仙台文学馆，花巻市的宫泽贤治纪念馆，长崎的远藤周作文学馆等，每日客流源源不断。其价值在于通过文学表达唤起乡土的历史形象。 它被定位为旅游设施的事实是文学馆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

注：此文载于《明报月刊》二〇二三年九月号特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