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笔会专栏
禅味闲话 华纯
3月13日日本各大报报纸都在头版发布号外新闻，悼念3月3日因衰老而逝世、享年8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作为一位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旗手和伟大作家，他一生都在主张世界和平，透过敏锐目光思考人类命运，以交织着神话与灵魂救赎、艺术上锐意创新的文学作品震撼世界文坛。他最初的文学原点以及超越语言和文化思想的大量探索，引起了许多人的缅怀和深思。
笔者作为在日本生活了36年的华人，记忆犹新的是1994年大江健三郎继川端康城之后成为第二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当时引起了日本全国的轰动。如果说川端康成是以独自的精致唯美的样式和浓重的感情，描写日本美的像征，完成了前任没有过的创造，那么大江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评语中则被肯定是以“诗意的力量创造了想象的世界，通过凝聚现实生活和神话，描绘出现代人类陷入困境的困惑状况”。
《万延元年的足球》描写了1860年在故乡村庄里发生的民众起义，因国家暴力而疲惫不堪的战后阴影下的人性和历史、现实社会的纠葛，主人公故乡的大森林，成为了象征性的存在。大江健三郎积极寻找自己的出生地——四国岛那些村落里散落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并且将之与日本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例如书中的主人公决定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民众起义的办法，组织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来抵抗自己坚决反对的日本政府制定的政策，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和不安的森林。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它集知识、热情、野心、态度于一体，深刻挖掘了乱世中人与人的关系。
当我跟一位日本作家谈起我阅读过这本书时，对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作品的主题和内容自不必说，但你真能读完它？文体上的晦涩和黏糊糊的感觉真不容易看明白啊。我告诉他我读的是中文版，他不禁感叹，能把难懂的日文翻译成外文，让人好读好懂，可见翻译家的辛苦相当大。
其实正是这本书，引起了我对大江出生地的关注和联想。
大江的故乡
1935年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现名：内子町）。1941年进入大濑小学，这一年发生了太平洋战争。1944年大江的父亲因心脏麻痹而急逝，不久大江进入大濑中学，后来转学到县立松山东高等学校，在文艺部创办的刊物「掌上」担任编辑，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1958年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攻读法国文学专业的大江健三郎以一部短篇小说《饲养》获得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他阅读了大量欧洲文艺复兴的经典作品，深受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从此走向创作高峰。
大江的故乡是位于深山老林的山间村庄，在那里度过的童年是大江健三郎创作的起点。飞上天空的死者的灵魂，不久就会回到森林里，成为新的生命的气息。这里有着沉重的历史，曾经充满暴力和血腥，围绕着死亡和再生的土地传承改变了形式，流入了小说中，折射出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大江健三郎立足于故乡的森林，却营造了一片文学的森林。
大江与中国
1959年，24岁的大江健三郎参加了学生发起的“安保”运动，还参加了维护宪法九条的护法和平运动。大江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说，“日本在亚洲的孤立，意味着我们这些日本年轻人的未来空间将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这之后他开始了出国之旅，与一些日本作家一起访问了中国。访中代表团一行人受到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周扬先生的接见，进而又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发生了对大江健三郎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场景；毛泽东主席一手握住大江的手说： “你年轻，你贫穷，你革命，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恰逢那时日本民众在东京连日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岸信政府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迫使岸信内阁下台，因此中国方面给予日本代表团足够的重视和欢迎。
在此不得不说，战后70年日本人民之所以拥有和平宪法而没有进行战争，在亚洲内部坚决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因为有大江健三郎这样具有指导力的作家与加藤周一、奥平康弘等人共同发起“九条会（维护和平宪法第九条之会）”，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坚决反对政府修宪，并以小说随笔和对谈等方式深刻反省那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大江获诺奖后在接受外国媒体访谈就毛泽东预言他会成为伟大的革命家之事不无幽默地说：我虽未成为伟大的革命家，却成为了伟大的小说家。
牢记鲁迅的醒世恒言
从青年时代到晚年，大江始终是下意识地站在边缘角度，用审视和批判的眼光注视着权力和政治，以鲁迅的醒世恒言鞭策自己的创作。据日本新闻报道，从二零零零年到零九年，大江先生先后七次访问中国，多次走访了作家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与莫言促膝长谈。在题为“荒诞写实主义”的访谈录中，大江将自己的文学与中国作家莫言、郑义和韩国作家金芝河并列在一起进行比较，从中探索文学的相通点和世界性。
郑义作为在美国漂流的华人著名作家与大江第二次重逢是在日本，他们用对谈的方式一起讨论跨越国界的文学和小说理念，以及文学的“表达自由”。用日文翻译和出版郑义《老井》、《神树》两部书的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主持了交流会。我在会场聆听两位作家的对谈，出于一个知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良知，大江强调小说描写需要一边突出人物个性，一边捕捉住时代的变奏。正像大江先生2000年9月在清华大学演讲中所说：“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边缘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为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文化的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但却是帮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化的特质。”
巨大的转折点
对于用文字描绘诅咒战后社会的绝望青年像的大江来说，巨大的转折点是1963年长子大江光的诞生。以接受智力不全的儿子的矛盾心理为题材的《个人体验》展开了后半生的变奏。从边缘的弱者的立场出发，与成为作曲家的大江光共生的步伐，使得他笔耕不辍，把个人的、家庭的痛苦进一步升华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清醒认识。《两百年的孩子》展现了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大江告诉人们必须朝向未来而活下去，必须努力创造一个体现人的尊严的未来，必须寻求绝望中的一线希望。深深饱含着他对人类的关爱和对未来的忧虑与企盼。2011年日本大震灾之后发生福岛核泄漏，大江更是以作家身份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停建核电站，保护生态环境和生命安全。
至此我不由得想起了大江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发布的致辞《暧昧的日本与我》中一段：日本现在仍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由于像大江健三郎这样深深植根于日本传统文学又懂得借助中国文学元素产生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之动力的老一辈作家、文化学者，正在一个个地逝去，笔者不得不慨叹一座中日恢复邦交后友好往来的桥梁曾带来的昔日辉煌，也不得不仰望一个时代的鲜明的文学坐标会带来怎样的启迪作用。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对大江健三郎有这样的评语：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涉及广泛的主题，包括历史、政治、自然和人类关系等，以及对个人和集体记忆、身份和文化认同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地参与了日本现代社会思想的建构。但是，从政治立场来看，大江健三郎的思想观点，极端反对核武器和核能，同时也是一个支持左翼政治立场，甚至他对威权政治还抱有好感，进而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现状的批评和不满。但也许正是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让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日本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作家——政治和文学的复杂关系，恰恰是一个优秀作家的一体两面，他的作品在文学领域仍然被广泛赞誉和认可。
最后以日本南山大学名誉教授蔡毅的挽联作结：
挽大江健三郎
力排暧昧力保九条此生扶桑甘小众
心悯伶仃心存五岳来世华夏赋大江
2023年3月稿
此文转载自《明报月刊》二〇二三年四月号
禅味闲话 华纯
3月13日日本各大报报纸都在头版发布号外新闻，悼念3月3日因衰老而逝世、享年8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作为一位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旗手和伟大作家，他一生都在主张世界和平，透过敏锐目光思考人类命运，以交织着神话与灵魂救赎、艺术上锐意创新的文学作品震撼世界文坛。他最初的文学原点以及超越语言和文化思想的大量探索，引起了许多人的缅怀和深思。
笔者作为在日本生活了36年的华人，记忆犹新的是1994年大江健三郎继川端康城之后成为第二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当时引起了日本全国的轰动。如果说川端康成是以独自的精致唯美的样式和浓重的感情，描写日本美的像征，完成了前任没有过的创造，那么大江在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评语中则被肯定是以“诗意的力量创造了想象的世界，通过凝聚现实生活和神话，描绘出现代人类陷入困境的困惑状况”。
《万延元年的足球》描写了1860年在故乡村庄里发生的民众起义，因国家暴力而疲惫不堪的战后阴影下的人性和历史、现实社会的纠葛，主人公故乡的大森林，成为了象征性的存在。大江健三郎积极寻找自己的出生地——四国岛那些村落里散落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并且将之与日本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例如书中的主人公决定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民众起义的办法，组织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来抵抗自己坚决反对的日本政府制定的政策，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和不安的森林。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认为它集知识、热情、野心、态度于一体，深刻挖掘了乱世中人与人的关系。
当我跟一位日本作家谈起我阅读过这本书时，对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作品的主题和内容自不必说，但你真能读完它？文体上的晦涩和黏糊糊的感觉真不容易看明白啊。我告诉他我读的是中文版，他不禁感叹，能把难懂的日文翻译成外文，让人好读好懂，可见翻译家的辛苦相当大。
其实正是这本书，引起了我对大江出生地的关注和联想。
大江的故乡
1935年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现名：内子町）。1941年进入大濑小学，这一年发生了太平洋战争。1944年大江的父亲因心脏麻痹而急逝，不久大江进入大濑中学，后来转学到县立松山东高等学校，在文艺部创办的刊物「掌上」担任编辑，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1958年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攻读法国文学专业的大江健三郎以一部短篇小说《饲养》获得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他阅读了大量欧洲文艺复兴的经典作品，深受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从此走向创作高峰。
大江的故乡是位于深山老林的山间村庄，在那里度过的童年是大江健三郎创作的起点。飞上天空的死者的灵魂，不久就会回到森林里，成为新的生命的气息。这里有着沉重的历史，曾经充满暴力和血腥，围绕着死亡和再生的土地传承改变了形式，流入了小说中，折射出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大江健三郎立足于故乡的森林，却营造了一片文学的森林。
大江与中国
1959年，24岁的大江健三郎参加了学生发起的“安保”运动，还参加了维护宪法九条的护法和平运动。大江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说，“日本在亚洲的孤立，意味着我们这些日本年轻人的未来空间将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这之后他开始了出国之旅，与一些日本作家一起访问了中国。访中代表团一行人受到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周扬先生的接见，进而又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发生了对大江健三郎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场景；毛泽东主席一手握住大江的手说： “你年轻，你贫穷，你革命，将来你一定会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恰逢那时日本民众在东京连日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岸信政府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迫使岸信内阁下台，因此中国方面给予日本代表团足够的重视和欢迎。
在此不得不说，战后70年日本人民之所以拥有和平宪法而没有进行战争，在亚洲内部坚决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因为有大江健三郎这样具有指导力的作家与加藤周一、奥平康弘等人共同发起“九条会（维护和平宪法第九条之会）”，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坚决反对政府修宪，并以小说随笔和对谈等方式深刻反省那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大江获诺奖后在接受外国媒体访谈就毛泽东预言他会成为伟大的革命家之事不无幽默地说：我虽未成为伟大的革命家，却成为了伟大的小说家。
牢记鲁迅的醒世恒言
从青年时代到晚年，大江始终是下意识地站在边缘角度，用审视和批判的眼光注视着权力和政治，以鲁迅的醒世恒言鞭策自己的创作。据日本新闻报道，从二零零零年到零九年，大江先生先后七次访问中国，多次走访了作家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与莫言促膝长谈。在题为“荒诞写实主义”的访谈录中，大江将自己的文学与中国作家莫言、郑义和韩国作家金芝河并列在一起进行比较，从中探索文学的相通点和世界性。
郑义作为在美国漂流的华人著名作家与大江第二次重逢是在日本，他们用对谈的方式一起讨论跨越国界的文学和小说理念，以及文学的“表达自由”。用日文翻译和出版郑义《老井》、《神树》两部书的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主持了交流会。我在会场聆听两位作家的对谈，出于一个知识分子难以泯灭的良知，大江强调小说描写需要一边突出人物个性，一边捕捉住时代的变奏。正像大江先生2000年9月在清华大学演讲中所说：“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边缘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为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文化的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但却是帮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化的特质。”
巨大的转折点
对于用文字描绘诅咒战后社会的绝望青年像的大江来说，巨大的转折点是1963年长子大江光的诞生。以接受智力不全的儿子的矛盾心理为题材的《个人体验》展开了后半生的变奏。从边缘的弱者的立场出发，与成为作曲家的大江光共生的步伐，使得他笔耕不辍，把个人的、家庭的痛苦进一步升华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清醒认识。《两百年的孩子》展现了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大江告诉人们必须朝向未来而活下去，必须努力创造一个体现人的尊严的未来，必须寻求绝望中的一线希望。深深饱含着他对人类的关爱和对未来的忧虑与企盼。2011年日本大震灾之后发生福岛核泄漏，大江更是以作家身份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停建核电站，保护生态环境和生命安全。
至此我不由得想起了大江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发布的致辞《暧昧的日本与我》中一段：日本现在仍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由于像大江健三郎这样深深植根于日本传统文学又懂得借助中国文学元素产生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之动力的老一辈作家、文化学者，正在一个个地逝去，笔者不得不慨叹一座中日恢复邦交后友好往来的桥梁曾带来的昔日辉煌，也不得不仰望一个时代的鲜明的文学坐标会带来怎样的启迪作用。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对大江健三郎有这样的评语：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涉及广泛的主题，包括历史、政治、自然和人类关系等，以及对个人和集体记忆、身份和文化认同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地参与了日本现代社会思想的建构。但是，从政治立场来看，大江健三郎的思想观点，极端反对核武器和核能，同时也是一个支持左翼政治立场，甚至他对威权政治还抱有好感，进而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现状的批评和不满。但也许正是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让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日本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作家——政治和文学的复杂关系，恰恰是一个优秀作家的一体两面，他的作品在文学领域仍然被广泛赞誉和认可。
最后以日本南山大学名誉教授蔡毅的挽联作结：
挽大江健三郎
力排暧昧力保九条此生扶桑甘小众
心悯伶仃心存五岳来世华夏赋大江
2023年3月稿
此文转载自《明报月刊》二〇二三年四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