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
杨文凯
小泉首相在任5年,给日本的21世纪拉开一个漫长的序幕。今年9月,以社会构造改革为政治台词的“小泉剧场”行将落幕,现在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了。
小泉时代,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近邻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唯一的亮色是经济走出黑暗隧道,重回增长轨道。可近年来,日本的“格差社会”日益扩大,小泉改革无奈被人抓住软肋而遭到痛击。前几天,小泉时代造就的“怪物”堀江贵文花了3亿日元才悻悻地蹩出了小菅看守所,暂获保释,再度成为世人抨击“见利忘义”时代流风的活靶子。
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经历了割肉抵当、破产卖地的社会痛苦,然后一狠心开始引进美式资本主义的利益优先和成果主义,结果出现了无条件信奉“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手”的堀江贵文这样的市场新贵,其代价是社会弱势群体扩大,中小企业受到挤压,地方经济惨遭抛弃。为此,日本社会在清算小泉时代的负面遗产时,油然想起了明治产业之父涩泽荣一。援引涩泽的“经济道德合一说”来批判日益不和谐的社会现实,在最近形成一股风尚。
在日本金融和产业的中心地带,在东京站和日本桥之间的常盘桥边,在百年老店日本银行的正对面,涩泽荣一的青铜塑像巍然屹立。这尊塑像自战后重建迄今,时时刻刻注视著日本经济的兴衰消涨和社会的阴晴晦明。明治时代的产业之父虽看尽时代风云而面不改色,可在天之灵不免充满了惆怅。
涩泽荣一(1840-1931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与福泽渝吉、岩崎弥太郎并称“明治三雄”。福泽倡“脱亚入欧”,奠定日本近代化的思想基础;涩泽著《论语与算盘》,奠定日本近代化的产业基础;岩崎创三菱财阀,奠定日本近代化的产业基础。事实上,涩泽本人也是屈指可数的大产业家。他一生创建企业500馀家,建立公共事业600馀项,主持建立了日本近代的银行、工商、教育等各种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被尊为明治产业之父。涩泽在《论语》的“义利之辩”基础上创立了日式产业伦理,形成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行为准则。所谓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原点,可以追溯到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享年91岁高寿,一生纵贯明治、大正的日本资本主义发生期和创制期,并与中国晚清的民族工商业巨头南张骞惺惺相惜。作家幸田露伴写下了历史上第一部《涩泽荣一传》,指出涩泽荣一是真正的时代之子。涩泽出身半农半商之家,很早就从筑波党的失败中了解到国家发展经济、积蓄实力的重要性。明治时代的社会名流大都由武士变身,热衷政治变革和军事强国,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作为基础性支持力量的经济的作用。涩泽荣一是真正看清财力、物力重要性的少数人——有一个历史比喻形象地说明了问题;韩信、彭越、英布等人都是箭,张良是弦,萧何才是弓。
1867年,涩泽荣一作为日本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世博会,历访欧洲;1869年,他入仕明治政府大藏省;1873年以后,涩泽由官转民,担任了第一国立银行总监役,参与创立商法讲习所(现一桥大学),出任东京府养育院事务长,设立银行团体择善会,出任东京商法会议所会头等。
涩泽一生奉公(public),不重私利,他改变了家族经营的传统主流,建立起以社会公募资本为主的企业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打开了由股份制推动的日本企业的兴盛发展之路。涩泽荣一创设的企业有第一国立银行、东京海上保险会社、王子制纸、东日本旅客铁道、京阪电气铁道、东京煤气、清水建设、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帝国饭店、札幌啤酒、东洋纺织、大阪纺织、共同运输等,超过500社,至今都是各种产业领域里的领军企业和中坚企业。涩泽荣一完全可以把众多企业统合起来形成“涩泽财阀”,就如岩崎弥太郎构筑“三菱财阀”一样,但涩泽志不在此。对应于明治时代的“和魂洋才”,涩泽提出了“士魂商才”概念,这可能是有关“儒商”的最早表述。涩泽希望建立一个能培养出大批经营群的社会,并使经营者们自觉认识到企业不是谋取私利的舞台,个人履行经营权是接受社会委托的重任。
涩泽荣一不是单纯的数字发展论者,而是成熟的制度经济论者,更是弥补经济与论理这一对“二律背反”的卓越的身体力行者。涩泽荣一写出名作《论语与算盘》一书,指出为了安定追求作为社会主题的“利”,必须建立起秩序化的社会组织架构和论理规范,即“义”。涩泽提倡“利是义之和”,“拨算盘讲利,读论语取义”,企业经营的基本理念是义利合一。经营者需要超越私利私益的观念,在为国家和社会奉献诚意的基础上取得利益,才是真正“无垢的利益”。涩泽荣一在100年前就超越了私利私益,他自任为现代产业经济的助产婆,为日本的发展贡献了才智和心力。
当前的时代正向著重利轻义方向急转,企业及经营者为了巧取利益而盲视社会伦理法规,轻视弱势群体蔚然成风。在流弊丛生之际,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并获得深刻再认识,意义不浅。北尾吉孝是软库金融(Soft Bank Marketing)的经营责任者,也是2005年堀江贵文收购富士电视台大股东日本放送危机中,最后出手为富士电视台纾困解难的那位强人。北尾于今年初在中国演讲时表示非常尊敬涩泽荣一,他认为信、义、仁这些植根于儒教的思想应该是经营判断的标准。北尾解释说:“信,就是绝对不违约;义,就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行为;仁,就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多考虑对方。”北尾还以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来印证涩泽荣一的“经济道德合一说”:要发展资本主义,关键有精神支柱,要老实、勤奋、节约。他表示,人创造的社会、组织、公司,这种人的伦理价值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发展,中国的老话叫“穷理”,经营企业也应该追求真理。作为堀江的前辈,互联网时代资本市场的弄潮儿,北尾引用涩泽理论,给正打著灯笼满世界寻找“诚信”和“道德”的中国人上课,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和谐社会如何才能建成呢?百年前的涩泽荣一给出的答案至今依然有效,那就是在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的平衡关系。《论语与算盘》提出的“义利观”不是彼此对立否定,而是互相依托调和:纯由道德掩盖市场,结果会招来经济上的自灭困境;而放纵市场统治社会,则不免导致贪戾成性、见利忘义的恶质循环。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困扰著社会发展,其差别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涩泽荣一身体力行的儒家资本主义的传统,或许不是万能灵丹,但依然值得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