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兆言
喜欢杭州的理由太多了，太多，就说不清楚。南宋的开国皇帝应该最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当年岳飞坚决反对他在杭州建都，最堂皇的借口是王室不可偏安，要建首都，就应该建在南京。自古金陵有王气，而且虎踞龙蟠，有长江天险可挡，有高山险要可占，所谓可进可退，攻守俱佳。武人持这样的观点倒也罢了，偏偏文人也是这样的议论，身为北方词人的辛弃疾，身为南方浙江诗人的陆游，都坚决反对建都杭州。甚至杭州后来已经被定为南宋的国都了，陆游仍然魂牵梦绕，写下了“梦里都忘困晚途，纵横草书论迁都”的诗句。
平心而论，就事论事，以建都而论，怎么说都是建在南京为好，宋高宗也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在爱国将领的逼迫下，在文化人的嚷嚷声中，颇有些结结巴巴。好在那时候的杭州，还没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恶名，游人也暂时不会把“杭州当汴州”，高宗情急之中，找到一个几乎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可就是这个站不住脚的理由，倒让他给站住了。
宋高宗有他的一句至理名言，这就是要搞好一个国家，关键在于“修德行而不在择险要之地”。高宗的意思，无非是强调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作为一个领袖，他不敢用杭州的风景殊好来为自己辩护，于是就大唱高调。皇帝唱高调，老百姓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他真这么说了，也就这么定了。事实证明宋高宗还是个有眼光的君主，投降主义路线也好，偏安偷生也罢，以一个南方朝廷维持的寿命之长，杭州的建都时间，超过了有着“帝王之气”的南京任何一个朝代。
并不能假设宋高宗是因为留恋西湖的美色，才有了在此建都的念头。这种假设过于浪漫，说着玩玩，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谁都知道，把这皇城建在了杭州，把国家的基础扎在西湖边上，气息方面确实弱了一些。生活在这一片锦绣河山里，无论你怎么修德行，说得再好听，骨子里还是软弱，南宋无论怎么夸奖它，也和“强大”二字挨不上边。
只能这么说，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有爱美之心，是人就会喜欢湖光山色的美丽。慈禧太后她老人家当年为什么要建颐和园，还不是做梦都想把杭州的西湖美景搬到北京去，要不后人介绍颐和园，也犯不着说这个像苏堤，那个是抄袭了白堤。
我有个画画的朋友，在他的心目中，南宋的画，代表着中国绘画的最高境界。他总和我开玩笑说，国是国，家是家，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都是相对的。一个时期的画好不好，才是绝对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就像杭州这个城市一样，“美丽”二字，不用怀疑。
大约八十多年前，上海的外国人哈同带着中国老婆到杭州游玩，在西湖边一坐，便动了买地造房子的念头。其实在这西湖的边上，也不是没什么私人宅子，只不过都是中国人的，卖给外国人，这好像还是头一次，因此特别招骂。哈同夫妇两人喜欢杭州的理由，说起来耐人寻味，就是此地有活山活水。
看到了这真山真水，皇帝会动凡心，洋人不怕挨骂。要说我自己喜欢杭州的理由，也可以随便挑出一二，譬如自行车，就是在这学会的。读中学期间，有一年到杭州去玩，住在浙江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一个亲戚住在图书馆大楼里，我闲着没事，就在大楼过道里学骑车。那是我对杭州最初的印象，什么西湖，什么灵隐，都没往心里去。只惦记学自行车，那房子巨大，过道很长，直直地一路骑过去，要跌倒下来，正好可以扶住两边的墙壁。一个下午学会了骑车，然后在校园里兜圈子。浙江大学是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对校园环境优美无动于衷，感觉非常好，只是因为刚学会骑车。记得一开始不怎么会用?x车，大着胆子横冲直撞，沿着坡道一路滑下去，速度飞快，自己心里十分紧张，吓得路过的女大学生哇哇直叫。
说出来很煞风景，第一次到杭州，年岁小，玩心重，除了学会骑车，能记住的，便是奎元馆的面条。当时好像改名叫“工农兵”面馆，因为嘴馋，吃了再也忘不了。几年以后，已经上大学，好端端的，正上着课，突然想起了奎元馆，便在江南三月，拉了一位同窗好友，兴冲冲逃学到杭州。从南京到杭州有三百多公里，骑自行车，得花两天时间。一路上，多少有些疲乏，便用“奎元馆”三个字为自己打气，用“脆鳝面”为同学鼓劲。
终于进了城，逮住别人先问西湖在哪个方向，然后对着西湖直冲过去，好像一定要到了西湖边上，才算真正到达杭州。二十多年前，沿着西湖骑车，真是神仙的日子。我现在甚至记不清那次去没去奎元馆，真看到了西湖，吃不吃已经不再重要。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哈同夫妇所说的“活山活水”的确切含义。
别处也有山，别处也有水，和西湖的山水一比较，那个“活”劲立刻弱了许多。人到西湖边，疲乏顿时无影无踪。以杭州的山水为参照，为样板，偌大的一个中国，还真找不出另一个可以媲美的城市。虽然这是我第二次到杭州，后来还有第三次、第四次，次数多得自己都绕不明白，但是这一次的美好感觉最具有冲击力，影响最深刻。我忘不了当时看到西湖的那种亲切。说白了，只为了在这西湖边，停上那么一小会儿，辛辛苦苦地骑车三百多公里，值得。
喜欢杭州的理由太多了，太多，就说不清楚。南宋的开国皇帝应该最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当年岳飞坚决反对他在杭州建都，最堂皇的借口是王室不可偏安，要建首都，就应该建在南京。自古金陵有王气，而且虎踞龙蟠，有长江天险可挡，有高山险要可占，所谓可进可退，攻守俱佳。武人持这样的观点倒也罢了，偏偏文人也是这样的议论，身为北方词人的辛弃疾，身为南方浙江诗人的陆游，都坚决反对建都杭州。甚至杭州后来已经被定为南宋的国都了，陆游仍然魂牵梦绕，写下了“梦里都忘困晚途，纵横草书论迁都”的诗句。
平心而论，就事论事，以建都而论，怎么说都是建在南京为好，宋高宗也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在爱国将领的逼迫下，在文化人的嚷嚷声中，颇有些结结巴巴。好在那时候的杭州，还没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恶名，游人也暂时不会把“杭州当汴州”，高宗情急之中，找到一个几乎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可就是这个站不住脚的理由，倒让他给站住了。
宋高宗有他的一句至理名言，这就是要搞好一个国家，关键在于“修德行而不在择险要之地”。高宗的意思，无非是强调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作为一个领袖，他不敢用杭州的风景殊好来为自己辩护，于是就大唱高调。皇帝唱高调，老百姓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他真这么说了，也就这么定了。事实证明宋高宗还是个有眼光的君主，投降主义路线也好，偏安偷生也罢，以一个南方朝廷维持的寿命之长，杭州的建都时间，超过了有着“帝王之气”的南京任何一个朝代。
并不能假设宋高宗是因为留恋西湖的美色，才有了在此建都的念头。这种假设过于浪漫，说着玩玩，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谁都知道，把这皇城建在了杭州，把国家的基础扎在西湖边上，气息方面确实弱了一些。生活在这一片锦绣河山里，无论你怎么修德行，说得再好听，骨子里还是软弱，南宋无论怎么夸奖它，也和“强大”二字挨不上边。
只能这么说，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有爱美之心，是人就会喜欢湖光山色的美丽。慈禧太后她老人家当年为什么要建颐和园，还不是做梦都想把杭州的西湖美景搬到北京去，要不后人介绍颐和园，也犯不着说这个像苏堤，那个是抄袭了白堤。
我有个画画的朋友，在他的心目中，南宋的画，代表着中国绘画的最高境界。他总和我开玩笑说，国是国，家是家，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都是相对的。一个时期的画好不好，才是绝对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就像杭州这个城市一样，“美丽”二字，不用怀疑。
大约八十多年前，上海的外国人哈同带着中国老婆到杭州游玩，在西湖边一坐，便动了买地造房子的念头。其实在这西湖的边上，也不是没什么私人宅子，只不过都是中国人的，卖给外国人，这好像还是头一次，因此特别招骂。哈同夫妇两人喜欢杭州的理由，说起来耐人寻味，就是此地有活山活水。
看到了这真山真水，皇帝会动凡心，洋人不怕挨骂。要说我自己喜欢杭州的理由，也可以随便挑出一二，譬如自行车，就是在这学会的。读中学期间，有一年到杭州去玩，住在浙江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一个亲戚住在图书馆大楼里，我闲着没事，就在大楼过道里学骑车。那是我对杭州最初的印象，什么西湖，什么灵隐，都没往心里去。只惦记学自行车，那房子巨大，过道很长，直直地一路骑过去，要跌倒下来，正好可以扶住两边的墙壁。一个下午学会了骑车，然后在校园里兜圈子。浙江大学是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对校园环境优美无动于衷，感觉非常好，只是因为刚学会骑车。记得一开始不怎么会用?x车，大着胆子横冲直撞，沿着坡道一路滑下去，速度飞快，自己心里十分紧张，吓得路过的女大学生哇哇直叫。
说出来很煞风景，第一次到杭州，年岁小，玩心重，除了学会骑车，能记住的，便是奎元馆的面条。当时好像改名叫“工农兵”面馆，因为嘴馋，吃了再也忘不了。几年以后，已经上大学，好端端的，正上着课，突然想起了奎元馆，便在江南三月，拉了一位同窗好友，兴冲冲逃学到杭州。从南京到杭州有三百多公里，骑自行车，得花两天时间。一路上，多少有些疲乏，便用“奎元馆”三个字为自己打气，用“脆鳝面”为同学鼓劲。
终于进了城，逮住别人先问西湖在哪个方向，然后对着西湖直冲过去，好像一定要到了西湖边上，才算真正到达杭州。二十多年前，沿着西湖骑车，真是神仙的日子。我现在甚至记不清那次去没去奎元馆，真看到了西湖，吃不吃已经不再重要。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哈同夫妇所说的“活山活水”的确切含义。
别处也有山，别处也有水，和西湖的山水一比较，那个“活”劲立刻弱了许多。人到西湖边，疲乏顿时无影无踪。以杭州的山水为参照，为样板，偌大的一个中国，还真找不出另一个可以媲美的城市。虽然这是我第二次到杭州，后来还有第三次、第四次，次数多得自己都绕不明白，但是这一次的美好感觉最具有冲击力，影响最深刻。我忘不了当时看到西湖的那种亲切。说白了，只为了在这西湖边，停上那么一小会儿，辛辛苦苦地骑车三百多公里，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