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思云
不久前回国，对中国人的反日感情进行了一些考察，发现大致可以按照年龄段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二类是30岁到60岁的中年人，第三类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
第一类人当中，很多人亲身体验过日本侵略，有相当的反日感情。不过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反日感情相对比较客观，不是那种极端的仇日分子。比如我遇到一位曾经在日军统治下华北的一个小镇生活过的老人，他说日本人在那里7年，当时他是中学生，日军强迫他们学日语，每天一节日语课。当时学校有两名日本教官，一名比较慈善，另一名比较凶，经常对他们进行体罚。不过那时中国老师也对学生进行体罚，所以最让人反感的不是体罚，而是日本军占领他们的城市，强迫他们学日语。这位老人的老伴却说日本兵还不错，遇到日本兵经常给她糖吃，而遇到中国兵就把他们小孩推到一边。
第一类的老年人有反日感情，但是比较客观冷静，他们对中国现在的反日活动表示理解，但并不积极支持响应。
第二类人正赶上中国强化政治时代的中小学教育，从小被政治熏陶，因此这些人一般对政治比较关心，当然很注重反日的问题。然而这些人中小学时代的教科书中的反日内容很少，以反美和反苏为主体。尽管如此，这一类人却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反日情绪，不少人是极端的仇日分子，并积极策划和进行各种反日行动，比如撰写和散布反日文章，号召和组织反日游行等。
不仅如此，这类人还提出了一种新的“反日理论”，其最重要的论点就是直到今天，日本的亡华之心仍然不死，日本永远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因此中国的反日，不仅是因为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或者修改教科书等历史问题，更是为了中国未来国家安全的现实问题。根据这个理论，日本方面无论在历史问题上怎样让步，也无法改善中日关系。同样根据这个理论，中国抵制日货是为了削弱日本经济，阻止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为了削弱日本的国际政治力量，而削弱日本就会增加中国的安全，这些行动因而也就都具有了必要性和现实性。
第二类人尽管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目的，有些人真的认为日本的亡华之心不死，有些人想藉反日来反政府，但是他们反日的态度都比较认真，他们是中国反日的“主力军”。
第三类人在接受中小学教育时，政治第一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他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较低，当然对反日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虽说今年4月反日大游行的主体是大学生，然而他们只是被煽动起来的“枪手”，他们参加反日游行不过是出于“玩”的心态，根本不把它认真当作一回事。电视画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1989年参加民主游行的大学生，满脸严肃激昂的表情；而2005年参加反日游行的大学生，则是满脸嘻嘻哈哈的玩耍表情。
第三类的青年人由于对政治缺乏热情，对反日这样与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政治运动，更是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最多是在别人的煽动下，抱着“闹着玩”的心态参加一些反日活动，不会认认真真地去反日。
从上述的年龄层来分析，目前中国反日的主力军，可以说是30岁到60岁的中年人。另外，30岁到60岁的中年人掌握和控制着中国的新闻媒体，他们可以操纵中国的舆论导向，可以把反日的热火越燃越旺。一旦“日本亡华之心不死，日本永远是中国的最大敌人”的理论在中国成为“定说”，把反日理解为保证中国国家安全的必要行动，中日关系恐怕就不会再有光明的未来。
不久前回国，对中国人的反日感情进行了一些考察，发现大致可以按照年龄段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二类是30岁到60岁的中年人，第三类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
第一类人当中，很多人亲身体验过日本侵略，有相当的反日感情。不过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反日感情相对比较客观，不是那种极端的仇日分子。比如我遇到一位曾经在日军统治下华北的一个小镇生活过的老人，他说日本人在那里7年，当时他是中学生，日军强迫他们学日语，每天一节日语课。当时学校有两名日本教官，一名比较慈善，另一名比较凶，经常对他们进行体罚。不过那时中国老师也对学生进行体罚，所以最让人反感的不是体罚，而是日本军占领他们的城市，强迫他们学日语。这位老人的老伴却说日本兵还不错，遇到日本兵经常给她糖吃，而遇到中国兵就把他们小孩推到一边。
第一类的老年人有反日感情，但是比较客观冷静，他们对中国现在的反日活动表示理解，但并不积极支持响应。
第二类人正赶上中国强化政治时代的中小学教育，从小被政治熏陶，因此这些人一般对政治比较关心，当然很注重反日的问题。然而这些人中小学时代的教科书中的反日内容很少，以反美和反苏为主体。尽管如此，这一类人却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反日情绪，不少人是极端的仇日分子，并积极策划和进行各种反日行动，比如撰写和散布反日文章，号召和组织反日游行等。
不仅如此，这类人还提出了一种新的“反日理论”，其最重要的论点就是直到今天，日本的亡华之心仍然不死，日本永远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因此中国的反日，不仅是因为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或者修改教科书等历史问题，更是为了中国未来国家安全的现实问题。根据这个理论，日本方面无论在历史问题上怎样让步，也无法改善中日关系。同样根据这个理论，中国抵制日货是为了削弱日本经济，阻止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为了削弱日本的国际政治力量，而削弱日本就会增加中国的安全，这些行动因而也就都具有了必要性和现实性。
第二类人尽管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目的，有些人真的认为日本的亡华之心不死，有些人想藉反日来反政府，但是他们反日的态度都比较认真，他们是中国反日的“主力军”。
第三类人在接受中小学教育时，政治第一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他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较低，当然对反日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虽说今年4月反日大游行的主体是大学生，然而他们只是被煽动起来的“枪手”，他们参加反日游行不过是出于“玩”的心态，根本不把它认真当作一回事。电视画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1989年参加民主游行的大学生，满脸严肃激昂的表情；而2005年参加反日游行的大学生，则是满脸嘻嘻哈哈的玩耍表情。
第三类的青年人由于对政治缺乏热情，对反日这样与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政治运动，更是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最多是在别人的煽动下，抱着“闹着玩”的心态参加一些反日活动，不会认认真真地去反日。
从上述的年龄层来分析，目前中国反日的主力军，可以说是30岁到60岁的中年人。另外，30岁到60岁的中年人掌握和控制着中国的新闻媒体，他们可以操纵中国的舆论导向，可以把反日的热火越燃越旺。一旦“日本亡华之心不死，日本永远是中国的最大敌人”的理论在中国成为“定说”，把反日理解为保证中国国家安全的必要行动，中日关系恐怕就不会再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