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浦东国际机场，我看到了迎上前来的母亲。我的感觉是，母亲又老了。在回家的车上，母亲不断埋怨我不应该在非典大流行时期贸然回国──见到儿子的喜悦已被隐隐的担忧所取代。
??马路上的游人确实少了很多，但上海还是那个上海。我和妻留沪几天，亲眼见证了危险病例的发生远远跟不上恐慌心理弥漫的速度，但双方的父母还是急着劝我们尽快离开，仿佛上海已经危机四伏。我知道这种心理焦虑被自我强化了，源出于难以取代的天下父母心。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老了，无所谓。你们快点离开，不能有万一。”事实上，非典的感染者和死亡病例大多集中为60岁以上的老人，真正令人担忧的是生活在国内的年事日高的父母们。但被赶回日本的是我们，感觉上像开了小差的战场逃兵。
??日本人一向用“ 亲孝行”来表达子女与父母间的亲情关怀和人伦责任。非典相对于个人的重要启示之一，是使人临危重温什么是“亲孝行”。在非典型肺炎流行的年代里，置身日本的几十万中国人大都难以安于旁观者的角色，因为海那边有我们的父母亲人。非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灾难带来的恐惧和不幸，往往能在瞬间把人逼退回生命的零度状态，促其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行为的价值。海伦．凯勒的名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感动了千万人，因为她的写作起点是光明被剥夺后的零度人生。“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面对废墟和恐怖而心存余悸的美国人最想得到的是亲人团聚、最想补偿的是孝敬父母，可见人同此心。回日本后，我看到周围的朋友往国内打电话的频度密了，为父母寄送防毒口罩的人多了。远在国内的亲人牵挂着游子的心，人近中年的一代华人正在非典危机中重新学习“亲孝行”。
??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年轻的时候，只顾往外闯，向前冲，我们很少考虑父母的感受，更不去理会“亲孝行”的责任。如今，游而未归的一代人从生活中切实感受到了古老教诲蕴含的现实分量有多重。一位朋友最近把患有慢性病的父亲接来日本疗养。她既为父亲出离了非典疫区而庆幸，又为父亲不习惯在日生活、难以自由走动而烦恼。身为女儿，她正在时间和能力许可的范围里，尽力实践“ 亲孝行”，不想为“ 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那一天留下遗憾。这种心情，可以被看作是海外华人在非典危机中获得的最重要的生活感悟──虽然平凡、渺小，却充满着人性的温度和厚度。我想，个人化的爱亲人，爱父母，应该是群体性的爱祖国，爱故乡的基本前提。
??记得苏童在《年复一年》的随笔小传中提到他“ 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是为儿女排忧解难”的母亲得了绝症后，全家人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令人心碎的结局是：“ 炎夏之际，我抱着牙牙学语的女儿站在母亲的病榻前。女儿已经会叫奶奶，母亲回报以宁静而幸福的微笑。我在一边心如刀绞，深感轮回世界的变幻无常。我有了可爱的女儿，慈爱的母亲却在弥留之际。七月母亲去世，她才五十六岁。”每个人的一生都回避不了这样的场景，角色的分配只有站着与躺着的区别。站立时多做“亲孝行”，躺下后才能少遗憾。
??在自由和个性异常喧嚣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点已经远远大于共同点。在人的共性被不断消解的过程中，我想，“ 亲孝行”应该是能够抵御世风侵蚀，最终留存下来的少数共同品质之一。从愤青、小资，到中产、老板，无论是远隔关山，还是朝夕相处，人们在“亲孝行”上刻下现实的关爱，投下未来的影子。
??马路上的游人确实少了很多，但上海还是那个上海。我和妻留沪几天，亲眼见证了危险病例的发生远远跟不上恐慌心理弥漫的速度，但双方的父母还是急着劝我们尽快离开，仿佛上海已经危机四伏。我知道这种心理焦虑被自我强化了，源出于难以取代的天下父母心。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老了，无所谓。你们快点离开，不能有万一。”事实上，非典的感染者和死亡病例大多集中为60岁以上的老人，真正令人担忧的是生活在国内的年事日高的父母们。但被赶回日本的是我们，感觉上像开了小差的战场逃兵。
??日本人一向用“ 亲孝行”来表达子女与父母间的亲情关怀和人伦责任。非典相对于个人的重要启示之一，是使人临危重温什么是“亲孝行”。在非典型肺炎流行的年代里，置身日本的几十万中国人大都难以安于旁观者的角色，因为海那边有我们的父母亲人。非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灾难带来的恐惧和不幸，往往能在瞬间把人逼退回生命的零度状态，促其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行为的价值。海伦．凯勒的名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感动了千万人，因为她的写作起点是光明被剥夺后的零度人生。“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面对废墟和恐怖而心存余悸的美国人最想得到的是亲人团聚、最想补偿的是孝敬父母，可见人同此心。回日本后，我看到周围的朋友往国内打电话的频度密了，为父母寄送防毒口罩的人多了。远在国内的亲人牵挂着游子的心，人近中年的一代华人正在非典危机中重新学习“亲孝行”。
??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年轻的时候，只顾往外闯，向前冲，我们很少考虑父母的感受，更不去理会“亲孝行”的责任。如今，游而未归的一代人从生活中切实感受到了古老教诲蕴含的现实分量有多重。一位朋友最近把患有慢性病的父亲接来日本疗养。她既为父亲出离了非典疫区而庆幸，又为父亲不习惯在日生活、难以自由走动而烦恼。身为女儿，她正在时间和能力许可的范围里，尽力实践“ 亲孝行”，不想为“ 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那一天留下遗憾。这种心情，可以被看作是海外华人在非典危机中获得的最重要的生活感悟──虽然平凡、渺小，却充满着人性的温度和厚度。我想，个人化的爱亲人，爱父母，应该是群体性的爱祖国，爱故乡的基本前提。
??记得苏童在《年复一年》的随笔小传中提到他“ 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是为儿女排忧解难”的母亲得了绝症后，全家人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令人心碎的结局是：“ 炎夏之际，我抱着牙牙学语的女儿站在母亲的病榻前。女儿已经会叫奶奶，母亲回报以宁静而幸福的微笑。我在一边心如刀绞，深感轮回世界的变幻无常。我有了可爱的女儿，慈爱的母亲却在弥留之际。七月母亲去世，她才五十六岁。”每个人的一生都回避不了这样的场景，角色的分配只有站着与躺着的区别。站立时多做“亲孝行”，躺下后才能少遗憾。
??在自由和个性异常喧嚣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点已经远远大于共同点。在人的共性被不断消解的过程中，我想，“ 亲孝行”应该是能够抵御世风侵蚀，最终留存下来的少数共同品质之一。从愤青、小资，到中产、老板，无论是远隔关山，还是朝夕相处，人们在“亲孝行”上刻下现实的关爱，投下未来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