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昭奎

我怎么会在人到中年之时忽然从自然科技领域一下子、“大跨度”地跳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呢？其原因可以说纯粹是出于偶然，而且是“多重的偶然”，而所有这些偶然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一个“偶然”说来话长。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随著邓小平上述指示的落实，高教部决定于1978年9月1日举行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这个决定早在1978年初就下发各个单位。研究所的一些同事得知可申请出国留学，十分高兴和兴奋，早早地开始准备参加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外语考试。当时，我对出国留学的事儿懵里懵懂，毫不关心。

我从中学到大学，总共学了十年俄语，而当时留学考试考的是英、日等西方国家语言，尽管我在大学五年级选修第二外语时学了一点英语，但因为主要科目学习极为繁忙，根本没把学外语放在心上，几乎可说只记得ABC到WYZ那些字母了。但是，大学毕业进入工作角色后，感到英文对从事技术工作很重要，就开始自学英语。1969年我所在单位的知识分子（当时通称“臭老九”）统统下放到军垦农场，我不得不中断了英语自学，但又有些不甘心，就带了一本英文版《毛泽东语录》，每当政治学习时，人人都捧著红宝书念，我总是将宝书捧得很高，为的是避免被人发现我一心二用，一边读语录，一边利用英文语录“反求”中文词汇。到了晚上熄灯以后，几十人睡一排大通铺，我只好在被窝里开著手电筒学，还得时时注意军人连长有没有进来查房。1972年下放结束，从军垦农场回单位，我有了更多自由时间，经常到研究所图书馆去看进口的英文科技期刊。我发现进口期刊的一些彩页往往被人用墨笔涂成“大黑脸”，开始以为有人恶搞，后来才知道那是图书馆为了防止“精神污染”，安排了专职人员对刚到的进口期刊进行“身体检查”，每当发现有穿得稍稍暴露的大美人儿，就毫不留情地将整个彩页涂黑，当然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一位“老女人”管理员，以免男性职员有“先睹为快”、心慈手软之嫌。

到了1978年8月下旬，我爱人（现在该称“老伴”）对我说，人家都在准备考英语，你何不去试试，也好检验一下你自学英语达到了什么程度。第二天，我在办公楼走廊里偶然遇见单位领导，随口说了一句“我也想参加英语考试”，领导马上转告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生的人事部门，在报名期限已过的情况下，给我补报上去了。

第二个“偶然”可以长话短说。这就是当时的高等教育部通知说，原定于9月1日举行的外语考试延期到9月15日举行。这使我在金秋季节有了半个多月的准备时间。说老实话，如果没有这半个月时间用来复习英语语法，我肯定会考不及格的。

第三个“偶然”发生在考试那天。我的一位邻居兼同事尽管不是学英语专业的，但他从中学到大学的外语课都学的是英语，而且从1978年年初就开始全力进行复习。与他相比，我在学校里基本上只学过俄语，而且迎接这场考试也是临阵磨枪，只花了半个月业馀时间复习，因而觉得自己在英语水平上低人一头。就在出发去考场之前，我跟他在院子里聊天，突然他甩出几句流利的English，一下子就把我“镇”住了，我一赌气说：“算了，凭咱这水平还去考什么英语?不去了！”于是，他一个人匆匆赶赴考场，我目送他走之后独自在院子里徘徊。周围邻居得知此事后，就都来劝我说：“去吧，去吧，准备了一阵子，别白费了！”几个哥们儿推推搡搡地把我送往附近的公共汽车站。

那时，我们有6家住在由一间大教室隔成的六间平房，共用一个院子，各家门户都是那种“壮小夥儿一脚就能踹开”的破木门，只要天气不很冷，下班后大家经常在院子里坐坐，在“少车时代”常可见到的晴明的月色和繁星之下闲聊神侃，到了雨季还要团结起来共同“筑坝”、“抗洪”，以防雨水灌进地势低洼的“共同的家园”。在清华过惯了集体生活的我，在邻里之间生活得很愉快，然而，这样亲近的邻里关系在当今大家都住著如同“水泥森林”般的高层公寓的时代，似乎已成为历史。

我们的住处位于北京西郊，离位于虎坊桥附近的考场很远，乘公交车需一个多小时（那时还根本没有“打的”的概念），加之郊区的公共汽车间隔时间很长，兴许3、40分钟也不来车，因此，几个人从院子出来，我心里就想：“你们推我去考场也没用，反正是赶不上了。”不料，他们刚刚送我到车站，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正好吱呀吱呀地缓缓驶抵车站，这可真是碰巧。以后回想起来，正是这及时驶来的公共汽车为我争取到的2、30分钟，改变了我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