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声
朝日新闻社的月刊杂志《论座》发行了2008年第10月号后关门大吉，而讲谈社的《现代》也宣布2008年到头就寿终正寝。叩其事由，都说是印数少，难以为继。据日本杂志协会公告，《论座》印数为2万零4百册，估计充其量卖掉1万。它鼎盛时达到过3万7千，上世纪60年代《现代》曾印行36万，如今跌到8万多，一年下来日元赤字一个多亿。
大约美国从上世纪40年代，而日本从60年代，杂志出版的立足点转移到广告载体的功用上，一种杂志就好似器皿，是用来盛广告的，这个碟碗不行就再换一个，创刊与停刊如同走马灯。据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2008年1月至5月停刊75种，而创刊为79种。你方唱罢我登场是正常现象，为什么《论座》《现代》停刊却格外引人注目呢?
像《论座》这样的杂志，日本称之为综合杂志，主要的同类杂志有《文艺春秋》《诸君》《正论》《世界》等。内容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到文学，乃至漫画、八卦，无所不有，就好像日本便当，各种吃食摆满一盒子。日本人常说，综合杂志为日本所特有，世界上独一无二，那倒也未必，但可能哪里也不像日本竟这般定型，而且由此类杂志群构成日本的志论坛，纵论时势，引领思潮。所以，综合杂志也叫论坛志——硬要翻译的话，大概相当于中国之所谓舆论阵地，三个女人一台戏，七嘴八舌，现而今《论座》《现代》接踵停刊，彷佛这论坛崩塌了一角，兹事体大。
杂志这种出版样式起源于法国，日语的杂志一词是magazine的译语，1867年创办的《西洋杂志》为日本杂志之始。它基本是翻译荷兰杂志上的东西。仿照西欧，日本杂志一般也跑马圈地，分为评论杂志与文艺杂志，1874年福泽谕吉等创办《明六杂志》是前者的雏型，1885年尾崎红叶等的《我乐多文库》是后者的滥觞。1887年德富苏峰创办《国民之友》，当初是评论杂志，后来也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刊载二叶亭四迷等的小说，始作俑综合杂志。至于为什么，是因为要追赶西欧，从政治、经济到文学，什么都要学，恨不能一本杂志把整个西欧都搬来，包罗万象。作为追赶西欧的工具，综合杂志胜似江户年间的大八车(排子车)，拉起货来一人能顶八个人。以司马史观噪世的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说过：综合杂志在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日本近现代史。
《国民之友》起初标举平民主义，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后转向，鼓吹国权论，背叛反政府立场，遭读者唾弃，草草收摊。同样是1887年创刊的《反省会杂志》本来是主张禁酒进德的宗教性杂志，两年后更名《中央公论》，变身为评论杂志。大正时代(1911－26)泷田樗荫就任编辑长，提倡民本主义，并刊登文艺作品。大正时代是城市文化的时代，言论自由，出现了宣扬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杂志《改造》。它登载志贺直哉的小说《暗夜行路》，《中央公论》便发表岛崎藤村的《黎明前》对抗，竞争销路。1923年创刊的《文艺春秋》迄今仍倚重文学，一年十二期，有六期发表各种文学奖项，尤其是芥川奖，3月、9月各一回，近来被批评搞奖不是为文学，而是制造话题，增加印数。
大正浪漫好像被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摧毁，落入了镇压言论的时代，综合杂志首当其冲。原先这类杂志是叫作高级杂志，军事当局对杂志出版进行管制，加以分类，启用了综合杂志的叫法。1942年《改造》刊登文章赞美苏联、批判政府的亚洲政策，被当局追究，殃及整个新闻出版界，六十来名编辑、记者锒铛入狱，有四人拷打致死，史称横滨事件。已走上不党不偏路线的《中央公论》也跟著停刊，《文艺春秋》又退回问世之初的文艺杂志。
战败投降，被美国占领，1946年《中央公论》复刊，岩波书店创刊《世界》，标举作为综合杂志，不效仿媚大众、追流行的百货店式陈列。刊登丸山真男的名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论说天皇制，指出日本是超国家主义，国家主权被精神性权威与政治性权力一元化占据，此论一出惊天下。而后《世界》又举起和平大旗，独领战后思潮，展现一片所谓进步文化人的阵地。直到1960年掀起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安保斗争，日本可算是反思的年代，《世界》为大学生必读，印数遥遥领先于《文艺春秋》。或许那时有点像社会评论家大宅壮一所嘲笑的，日本的思想家就是外国各种思想的倒爷。60年代闹学潮，当然也撇开了主要由旧帝国大学毕业的知识菁英把持的既成论坛，但是跟中国红卫兵傻傻地手捧红宝书、心向红太阳不同，日本大学生是右手拿著《朝日加那尔(journal)》，左手拿著《少年马伽劲(magazine)》(这个口号想来是模仿波斯诗人OmarKhayyam的诗句：右手教典，左手酒杯)。《少年马伽劲》是讲谈社的漫画周刊，《朝日加那尔》是朝日新闻社1959年创办的周刊杂志，以报导、解说、评论为宗旨。1970年第二次安保运动以失败告终，社会动荡，但经济自顾自地飞速发展，1979年EzraF.Vogel出版《日本第一》，震撼美国。时不利兮，《朝日加那尔》褪变亲左翼色彩，却难挽颓败之势，1992年停刊。继承其衣钵的其实是《周刊金曜日》，以监视权力为己任，印数3万，其中2万是订户。
经济大发展，听厌了的进步、革新云云逐渐失语，而东西方冷战终结，更像是过了惊蛰，保守的、右派的综合杂志跃然而起。产经新闻社相信右手拿《正论》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在左派全盛时代的1973年创刊《正论》，以亲美反共为基本方针，给右派、鹰派文化人提供阵地，现今印数8万多。《诸君!》是文艺春秋出版社的月刊，创刊于1969年，一向拿朝日新闻当靶子，但时而也允许异己论客登场，比同一战壕的《正论》开明些，印数约7万。似乎憋久了，得志便猖狂，这些杂志有一点聒噪。靖国神社问题是一大主题。或许需要假想敌，很爱拿中国的经济发展说事。例如2005年创刊的《WILL》，编辑长是主编过《周刊文春》的花田纪凯，去了一趟中国，就要这么写一句：去哪里人们都生气勃勃，看来“中国崩溃”还需要一点时间。
1995年朝日新闻社创刊《论座》，与《世界》(印数估计还不到1万)同属自由主义杂志，与保守派对垒。综合杂志是出版社的招牌，在社内独立核算，但《论座》历时才十馀年，还不能像《世界》那样，人们看到名称就想到朝日新闻社。近年它奉行实证主义，采取中间派立场，对小泉的构造改革也予以一定的评价，结果却遭到左右两派的夹击。
综合杂志大都是月刊。日报有速度，周刊有深度，而月刊的高度是阳春白雪，一般民众不要看。电视媒体普及后，综合杂志仍然很风光，恐怕而今也不能过多地怪罪网路及手机，原因更在于自身。诸如当今读者需求细分化，综合杂志却囿于综合，而且论争常常与实际社会脱节，令人有书生空议论之感。杂志没个性，那就更怪不得读者不忠实。
相对而言，《文艺春秋》向来稳健，也较为超脱，很有点老大的派头。1974年刊载立花隆和儿玉龙也的田中角荣研究，导致这位高小毕业的总理下台。2004年3月号发表少女获得芥川奖的作品，一印再印，印数将近一百二十万。综合杂志里大概只有它一枝独秀，发行六十多万册，其馀都在那儿赔本赚吆喝。一种杂志往往只属于它创刊时的那一群读者，即便稳定，却也在自然减员。固守阵地很悲壮。《现代》也好，《论座》也好，撤离了阵地，编辑们一定又绞尽脑汁谋划新杂志，指望能跟上时代，贴近生活，拉来广告，也拉来读者。
《中央公论》是日本寿命最长的杂志，已延续一百二十年，其间几经易主，现置于读卖新闻社伞下，印数为41,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