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文汉读法，周作人的评价是至当的。他说：“梁任公著《和文汉读法》不知道是在哪一年，大约总是庚子前后吧，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著。”
周作人说这话是在他已经通晓了日文以后，而东渡之初，他也随身携带了《和文汉读法》，期以速成。做事想取巧，走捷径，乃人之常情。即便是现今，日本虽然只常用两千来个汉字，但游走街头，翻看书刊，仍教人油然生出学日文太容易的念头。周作人往东洋是20世纪初，80后中国又掀起出国留学热，速成班，速成读本，如樱花烂漫，我就速读过几种，确不失为敲门砖一用。书店堂而皇之出售两三种“日本汉字读音辞典”，用中文读音查日文字头，不也是典型的“和文汉读法”么？不难想像，清末学日文流行速成法，当时就叫作“和文汉读法”。
人们把《和文汉读法》一古脑归到梁启超名下，主要是依据他自述，有云:“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谬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由此可知，学日文的“简便之法”并不是他梁启超发现的，而是同学罗君教他的。恐怕也不会是罗君有所发现，而是当时在留学生中间颇为流行的妙法。据学者查考，在学生诸君之前，已经有沈翔云刊行了一种《和文汉读法》。沈本有序，说他来日本后得到一册辗转传抄的和文汉读法，急付排印，以代手写。那么，这个手抄本是不是梁启超以一天一夜的工夫草成的“和文汉读法”呢？我却觉得它不像，因为梁启超说得明白，“惟以示一二亲友”，秘不外传也。中国人，即使不相往来，鸡犬之声也相闻，更何况留学生圈子之小，学生诸君自然会得知有人刊行《和文汉读法》，或许就是受人家的刺激也赶紧把“漏略草率殊多”的梁公手泽拿出来印行公世。梁启超重返日本，大约一年半之后写了上面所引的自述，想来这期间他不会没听说世上有沈本，还可能“今数重版矣”。假如那就是他的“讹谬可笑者尤不少”的和文汉读法，凭他那么爱夸夸其谈，对推广“简法”那么满腔热忱，焉能在自述中只字不提。梁启超与沈翔云相识，想来不至为本版销行而抹杀之。沈本经日本人校雠，品质当好些，而学生诸君本之差，梁启超“一复读，尚觉汗颜”，误人子弟，湮灭无存不足惜。尽管此公一再说自己辑有和文汉读法一书，鲁迅、周作人也随口认可，但据说收罗广博的《梁启超著述系年》与堪称集大成的《饮冰室合集》均不收，说不定倒是稳妥的。
其实，梁启超清楚：“真通东文，固非易易。”他说的法子是用来读日本书的，如今学日语也是读书比说话容易得多。周作人给梁启超的“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也做了解释，云:“本来和文中有好些不同的文体，其中有汉文调一种，好像是将八大家古文直译为日文的样子，在明治初期作者不少，如《佳人之奇遇》的作者柴东海散史，《国民之友》的编者的德富苏峰，都写这类的文章，那样的钩而读之的确可以懂了，所以《和文汉读法》不能说是全错，不过这不能应用于别种的文体，而那种汉文调的和文近来却是渐将绝迹了。”
汉字是6世纪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用日语读汉字，进而用日语读解汉文，这法子叫训读。训读汉文，好比把中国的房子拆了搬过来，砖还是秦砖，瓦还是汉瓦，用日本的灰泥重新砌起来，房子就不再是中文的，而是日文的了，早先也叫作和读或倭点。其实是翻译，这样的翻译大致如梁启超所言，“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江户时代把汉文训读也叫作汉文直译体，更是以照搬汉字为能事，灰泥抹得比《日本书纪》少。德川将军一手遮天的江户时代，汉文文化大行其道，原先被当作“秘技”师徒相授的训读技术普及到中层社会，以至下级武士及农民也学习汉文。当然不是要附庸风雅，那时候汉文是实学、实务，有益于生产与生活。
当初帮日本人学汉文的，并非孔夫子乘桴而来，恐怕连大陆一二流文人也未必有，误解或乱用在所难免，况且还要与现实相结合，不免有“和臭”，例如“国无二君”说成了“国非二君”，这样逐渐形成了一种本家中国人看不懂的变体汉文。江户时代上流社会是使用原汁原味的汉文，而一般的公文、书信，通行叫“侯文”的变体汉文。司马辽太郎曾悬想：幕末，各地志士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会聚京都，但没有能尽情交换政见的通用口语，重要内容还得靠“手纸”(书信)。比邻而居，也必须跑来跑去地递信，信上写的是汉文或变体汉文。明治年间出现了汉文训读调文体，叫作“普通文”，从学术到小说、报刊记事，盛行一时，正好被梁启超们赶上了。例如福泽谕吉的《学问之劝》，在人口三千万的年代印行三百多万册，用的就是汉文调(汉文训读调)，现代日本人读它已经很为难，倒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用“和文汉读法”犹能读出个大概意思。明治政府向欧洲看齐，废弃方言，制定标准语，而民间也展开言文一致运动，到了大正时代汉文调终于被淘汰。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向国民宣读投降诏书，满纸汉文调，人们听不懂，竟以为陛下还号召玉碎哩。现在日本人使用的语言及文体基本是战后形成的。
汉文调迄今未彻底绝迹，譬如法律条文，之乎者也，虽是为庄严，也有点滑稽，近来社会上兴起改革运动，以求易懂。中岛敦的小说以汉文调为特色而出名，高中教育仍当作国文教材。日本人觉得这种文体格调高，读起来像诗。若翻译为汉文，终不能把名作《李陵》译成《史记》调，或者把《山月记》译成《唐人说荟》那样的文体，难以成其为调，让我们也读到日本人一般的愉悦，这是无可奈何的。
明治前后日本还流行过欧文和读法，终归是一场笑话。据说梁启超在檀香山学英文数月也编写了“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不知是不是跟日本人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