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 初
“遣唐使”历来作为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徵为人称颂，因为其作用有些像明治初期到欧美考察并大加学习的“岩仓使节团”，即留学生、留学僧们将唐帝国的文物典章制度带回日本并加以移植。但实际状况并非如此简单，不仅其后两国正式关系断绝了好几百年，而且分别走向“尚文”与“尚武”的截然不同发展之路。
有人考证，自630年至894年的约260年间，日本共任命过20次遣唐使，其中4次因故停止，实际成行16次。在16次中，其中3次是送唐客使，1次是迎入唐大使，真正的遣唐使为12次。另外，以7世纪末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一般由两艘船组成，乘员约250人左右，后期船只增加到4艘，乘员超过500人。遣唐使总人数达5000馀人，其中接近半数是具有一定专门技艺的学者。
前四次遣唐使如同圣德太子时代一样，争取对等地位，甚至向唐朝示威。618年唐朝建立，630年舒明天皇任命最后一次遣隋使犬上御田锹为第一次遣唐使出使中国，623年唐太宗派遣高仁表随日本使节到日本，却因外交礼仪之争“不宣朝命而还”。653年，第二次遣唐使在确认日本与百济同盟关系时顺访唐朝，结果唐朝“不承认其为正式的使节”。所以日本在654年重新派遣使团，659年第四次遣唐使“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
接下来的三次遣唐使带有刺探情报的任务，因为663年唐朝、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白江口大败日本水军，日本担心唐朝进攻本土。确实，指挥白江口战役并驻守百济的唐朝大将刘仁轨在664年派郭务棕率2000多人的使节团分乘47艘船只奔赴日本，怎么看也像是追著来打架的。日本拒绝使节团入境，并在百济移民的帮助下修筑水城、长城、城堡等，严阵以待。同时藉口送还使节团，在665年派出第五次遣唐使参加了唐高宗泰山封禅大典。667年第六次遣唐使中途返回，显然是观察朝鲜半岛的局势。669年第七次遣唐使祝贺唐朝平定高句丽，承认大唐的册封体制。
701年，天皇朝廷完成律令体制的主要法典《大宝律令》，同时派出中断30多年的第八次遣唐使，向唐朝报告独自的法令、国号为日本、君主为天皇、年号为大宝等事项。此时日本的律令体制已经完善，那末其后的遣唐使从唐朝学到了什么呢？
当时造船及航海技术不甚发达，特别是在8世纪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关系紧张，遣唐使不得不由海路乘船直接到达长江口登陆，因而风险较大，据说使团成员的遇难率接近50%。高级贵族子弟的生命比较重要，通常不参加留学活动，所以留学生基本出身地方低级贵族家庭，学成回国后大多官运不佳，鲜有居高位者。例如首屈一指的刑律专家大和长冈最高官职为从四位下的右京大夫，声名显赫的书法家桔逸势最高官职也是从五位下的但马权守，死后才追赠为从四位下。像在唐朝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国公的阿倍仲麻吕以及回国后官至右大臣的吉备真备实属凤毛麟角，仅此二人而已。
从表面上看，在律令体制的建设过程中，隋唐的影响很大。例如在经济制度方面，模仿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施“公地公民制”、“班田收授制”、“租庸调制”；在行政制度方面，按照隋唐三省六部制在中央设置两官八省制，地方设国、郡、里等行政机构；在法律制度方面，隋唐有五刑、八议、十恶诸刑律，输入日本后就变成了五等、六议、八虐等；另外在官僚制度方面，日本学习隋唐的科举制度，按照考试成绩录用为官吏，等等，但上述制度性建设并没有在日本扎下根。班田收授制实施了不到半个世纪就发生动摇，很快被具有“不输不入权”的庄园制所取代；中央行政机构也逐渐演变为藤原家族专权的“摄关政治”、上皇掌权的“院政政治”、武家统治的“幕府政治”，地方行政机构也逐渐演变成世袭的家族领地；公法制度也转化为武家“家训”、“家法”、“分国法”等私法制度。即使被看作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科举制度，一开始日本人就没有认真对待。尽管在中央设置了“大学”、地方设置“国学”作为培养各级官僚的学校，但只有三位以上贵族的子孙以及五位以上贵族之子才能进入“大学”，即使他们不进入“大学”或者不能从“大学”毕业，仍然可以获得相应的官职，即所谓的“荫位制”。地方“国学”的学生也主要是地方贵族子弟，从而使贵族阶层完整地保留下来。
实际上，遣唐使带有浓厚的单方向文化使节色彩，即寻求日本没有的经典与汉书，留学生或留学僧回国后首先将自己带回的书籍编写目录报告朝廷。838年最后一次渡海的遣唐使团中有请益僧（短期研修）圆仁，入唐后正值“会昌废佛”，圆仁去天台山巡礼的要求没有得到唐朝的许可，不甘心空手而归，故拒绝与遣唐使一道回国，独自一人去五台巡礼，充满艰苦的旅行汇集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后进长安学习密教，入唐近10年后携带大量书籍回国。与圆仁同时期到唐朝的僧人惠萼带回一本非常宝贵的书籍，即《白氏文集》，是大诗人白居易自己编纂的诗文集。当时惠萼在苏州的寺院见到该书并加以抄写后带回日本，对当时平安时代贵族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大唐“平民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到了日本反而成为贵族文化的核心精神？
说到底，所谓的“遣唐使”不过是带有国营执照的书贩子，也就是尽可能地将更多的中国典籍带回日本。书多抄袭方便，史学、文学、宗教学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有充分理由认为，即使在盛唐时期，日本的“拿来主义”仍然是“日学为体，唐学为用”，不能简单地结论为“从日本减除中国，还剩下什么？”